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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鋒

胡佳現象台前幕後中國維權最新模式 .章海陵、張潔平、李永峰
中國出現的「胡佳現象」——越來越多民間志願者不以意識形態為號召,而是具體問題具體解決,針對弱勢群體全力救援,善用互聯網和手機,形成公民社會的力量。獲歐洲議會頒發薩哈羅夫獎的維權人士胡佳,已繫獄十一個月,他強調自己「不懂政治,只想要公正道義」。中國網民用調侃商業廣告的方式,展示對胡佳的支持。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歐洲議會將年度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授予中國著名維權人士胡佳,以「表明對那些在中國為了自由而每天奮鬥的人權捍衛者們的由衷感謝」。當議會主席漢斯-哥特·波特林宣布這一消息時,斯特拉斯堡議會大廳內掌聲一片。

此時的胡佳,已經在北京市監獄度過第十一個月。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在參加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關於奧運會臨近期間中國人權狀況的網絡聽證會的時候,他在自己的住所被國保警察突然帶走。隨後,他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並最終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獲薩哈羅夫獎之前,胡佳是二零零八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選,也是二零零八年巴黎市榮譽市民。對於西方獎項頻頻垂青一個中國在押犯人,中國當局的回應措辭極其嚴厲:「對中國內政、司法獨立和主權的粗暴干涉」、可能「嚴重損害」中歐關係、「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但胡佳的能量,在於他展示了中國近年湧現的「胡佳現象」,不以意識形態為號召,而是具體問題具體解決,針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全力救援,並且充分發揮互聯網與手機短信的威力,形成公民社會的力量。他就和當前中國越來越多的志願者一樣,不去為理論爭議,而是一步一腳印,行動優先,作出維權的實踐。他對亞洲週刊說:「我不懂政治,我只想要公正道義。」

得獎消息公布的那一天,北京後海的酒吧堙A一些沉默的朋友為他舉杯慶祝;網絡上,不少網民並不直接討論胡佳,而只是轉載境外媒體的新聞,在跟帖堙A「支持中國的諾獎候選人」、「支持胡佳」這樣簡單的留言俯拾皆是。Adidas公司為與胡佳同名的奧運男子跳水冠軍製作的廣告圖片被廣泛應用:「與胡佳一起,二零零八」。網友們用一九八三年出生的跳水名將,暗指牢獄中那個一九七三年出生的年輕父親。

民間自發的廣泛而帶有溫情的關注,在九十年代以來的類似「良心犯」中十分少見。一位曾跟他有短暫交往的媒體從業者說,原因很簡單,「他跟許多政治異見者不同,他毫無心機,全心奉獻,是個真正的好人」。

但更重要的,胡佳不能算是政治異見者,因為他並沒有挑戰執政黨的統治,也不會挑戰當權者的意識形態,只是用中國公民的憲法權利來維權,落實他自己所相信的正義、道德和良知。

自九十年代以來,胡佳關注與努力的領域從環保到艾滋病再到各領域維權,法律學者許志永曾說:「他是一個赤誠無私的志願者,幾乎是一個職業的志願者,哪堻抳搨n有人幫助,他就出現在哪堙C」他在內蒙古恩格貝沙漠種過樹,在可可西里為保護藏羚羊奔走,在湖北天鵝洲救助過受困的麋鹿,在河南艾滋病疫區,為那些絕望的病患奔走呼籲。

後來,二十一歲的女大學生劉荻被捕,他去公安局認真地質問為什麼?胡耀邦逝世十五週年,他去天安門廣場獻花;趙紫陽去世,他前往趙府弔唁;他積極營救盲人維權者陳光誠,為律師高智晟、維權者郭飛雄奔走呼籲,照顧他們的家人;他看望六四傷殘者,也參加保衛釣魚島的抗議……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事實上,對於這些領域,胡佳是沒有選擇的。他做的許多事情並不聰明,沒有意識形態之爭,沒有政見之別,甚至談不上一點點「權衡」、「博弈」。

許志永在胡佳被捕後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國家主席胡錦濤,他誠摯地說:「他(胡佳)的內心充滿了陽光,從沒有任何陰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開的。」「當所有的人都沉默的時候只有他從不顧及自己的安危……他的聲音代表了這個社會的另一面,成千上萬的土地被徵用者、房屋被拆遷者、輸血感染艾滋病者、司法冤獄受害者……當他們的吶喊無法在自己國家的局域網上出聲的時候,他們找到了胡佳,一撥又一撥的上訪者來到他的那個叫做自由城的家,胡佳幫助他們把聲音傳給文明的人類。」

他不吝於對任何人的幫助與同情,亦不拒絕任何一雙伸向他求援的手,包括被迫害的維權律師、民間艾滋病自助團體、六四傷殘者、受打壓的不同政見者。這讓他身陷越來越多的敏感議題——艾滋病、六四、維權、西藏、保釣以及奧運與人權……到最後,幾乎「大滿貫」。他患有嚴重的肝硬化,每天卻異常勤奮地工作。儘管,他經常莫名其妙處於被非法拘留、軟禁、監控的狀態,他仍盡其所能地利用網絡,向各方傳遞各種需要幫助的受難者信息……

改革開放三十年,神州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中共執政當局告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路線,國際事務中也放棄二元對立的冷戰思維。中國以「急行軍」方式走上追求現代性的「不歸路」,迅速揚棄陳舊理論和觀念,在社會上產生連鎖反應,那就是,中產、小資、志願者、維權者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團體的登場。

他們注重實踐,要當「行動的巨人」,不做「語言的侏儒」。他們在理念上「沒有主義」,不把任何意識形態定於一尊,頗有胡適「少談一些主義,多研究一些問題」的風範,但對普世價值卻有一份執著的堅持。

注重實踐、少談主義

在這些階層和群體的活躍人士中間,胡佳最具代表性。與魏京生、王丹等異見者最大、最根本的區分是,胡佳從不挑戰中共執政當局作為「神主牌」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論述,他甚至認同「與時俱進」、「以人為本」的口號。

留美學者林毓生探索「中國向何處去」時曾說過,中國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就是要用多元思想將傳統文化的思想、價值、符號及行為模式進行改造或重組,令其變得有利於與外來文化融合,成為改革的資源」。

胡佳長期默默從事改變中國的「創造性轉化」的艱苦工作,憑著內心自覺,無悔無怨,投入激情,用生命去實踐,為自己的也是幾代中國人的現代化理想而奮鬥。

廣州學者艾曉明有一段時間每天都能收到發自胡佳的許多郵件,堶惇O各個領域受打壓、需要幫助的人的消息。艾曉明感慨這個「公民記者」是如此勤奮,她在公開信媦g:「每天早上看到胡佳發出的文稿,我都要說,胡佳啊胡佳,你要承擔多少苦難?你的心,要為多少人流血?以你之名,要發出多少呼號?你的挑戰,能不能為自身安全留下餘地?」她說:「這些消息,加上他直言不諱的評論意見,我相信是這些構成了他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可是,如果容我說句實話,我願意說,由於胡佳的存在,這個國家,恰恰就顛覆不了了﹗胡佳的努力,開啟了公民新聞的積極實踐,給世界一個希望的窗口:有胡佳存在,誰能說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野心,只有愛心

在胡佳身邊的眾多朋友眼中,胡佳毫無政治野心,只是充滿常人無法企及的愛心、對弱者與受難者滿懷悲憫。

在胡佳自己的回憶中,一九九六年《人民日報》上關於一個日本老人在內蒙古植樹造林的報道對他影響最大,這篇報道令他開始關心環保問題,並且走上了志願者的道路。在做志願者的途中,跟隨良知發現,他關注的領域越來越寬廣,從野生動物保護到艾滋病患者,再到六四傷殘人士……後來,對受迫害的維權人士的關注,令他成為某些官員的眼中釘,最終導致自己入獄。

胡佳生於北京,有大學學歷,屬於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一員,但是在精神上,卻比更多的中產階級早行一步。二零零六年,北京中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寵物,反對警察「打狗」,舉行示威抗議;在此前近十年,胡佳對於動植物的保護已經貢獻良多。二零零七年,廈門中產階級為保護生存的環境、反對建設PX工程,舉行示威遊行;一九九六年,剛剛大學畢業的胡佳對於環境保護已經大聲疾呼、並且身體力行。二零零八年,在四川地震之後,數百萬出於關心地震受難者的志願者奔赴災區;而胡佳早在九十年代末期,即以志願者身份到河南的艾滋病重災區幫助患者……

對於中國社會來說,諸如胡佳這類充滿愛心、悲憫的例子本應很多,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自共產黨四九年建政以來,黨主導了一切,每個人從生老到病死,都是要受到諸如「單位」、「派出所」之類機構的管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這導致中國缺失活躍的民間社會,諸多創傷無法依靠民間自己醫治,以至於創傷越積越深。這種現象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隨著經濟飛速發展,中產階級的廣泛出現,他們在物質獲得滿足之餘,開始追求內心的力量,開始感知愛、正義,開始去奉獻、關懷那些需要他們的人。

胡佳,以及胡佳背後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走向更有尊嚴、愛心、自由、回歸正常社會的最重要力量。北京反對打狗、廈門反對PX、四川參與救災的公民,也許會與胡佳一樣,在未來,跟隨良知發現,關注的領域也越來越寬廣。

在二零零七年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胡佳非常清楚地表示,知道自己是黑名單上第一第二的人,但並不打算為此放棄「該做的事」,他說:「軟禁一定還會發生,下次你可能聽到胡佳已經被判刑了。」半年後,不幸的消息果然傳來。他被突然逮捕時,他和妻子曾金燕的孩子出生才一個多月。

如當局所望,這個固執而難纏的維權者終於在奧運年閉嘴,因他而集中、傳播至境外的中國維權運動信息,也似乎少了許多。但當局也許沒料到的是,無論中國或者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正在知道胡佳,並以各種方式延續他的影響。

從胡佳被捕開始,反對逮捕胡佳的抗議聲就從全球各地傳來。台灣、香港、歐洲、美國等地民間和政府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反對。歐洲議會二零零八年一月通過了要求釋放胡佳的決議。歐美國家領導人與中國會晤時,亦多次向中國最高領導人提及釋放胡佳的訴求。

三十五歲的胡佳,他二十五歲的妻子,以及父親被捕時才一個多月的寶寶,體弱多病卻異常堅定的一家三口,就在國外的普遍讚譽、國內廣大網民以種種方式的支持與當局的強硬姿態之間,被塑造為中國民間的「良心英雄」。

二零零七年四月,胡佳結束長達兩百多天的被軟禁生涯,夫婦二人在香港與亞洲週刊記者張潔平暢談肺腑,回北京後,卻又遭軟禁直到被捕。在此刊錄他口述的心路歷程,還原他的真貌。

你遭遇了很多次軟禁,第一次是什麼時候,為什麼?

第一次被軟禁是二零零二年的平安夜,那時候我們帶了很多冬季的衣服去河南上蔡看望艾滋病人。我們是來自北京的最早的一批外人進入當地。那堨V天沒有暖氣,只有從小孩兒,到老人、中年人、各種各樣的感染者。那些得艾滋病的小孩兒真是可憐,我們進去,他們就頭歪著,這樣看著我們,他們連把頭正過來的力氣都沒有。

救助艾滋病人遭軟禁

我們帶的衣服都是北京市民捐贈的,還有毛絨玩具,那一年北京連續八天大雪。我是坐火車下去,一到河南村堙A馬不停蹄就帶著四個環保志願者進村了,衣服還在路上。第二天,我們就被扣留了。是河南省公安廳的國保總隊,還有當地的艾滋病防治辦公室的人,算是軟禁的形式,全身搜查,膠卷全部曝光。扣留在上蔡縣賓館,門口全是警察,不讓你出去。

然後呢,中國的警察你知道,善於營造一種恐怖的氣氛。他們說,問題很嚴重,還說該拘留的會拘留。他們最重要的扣留理由是,艾滋病疫情是國家機密。

開始遭遇這些,會恐懼麼?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次我的朋友突然失蹤了。我第一反應就是被國家安全部門拘捕了,我立刻跟《時代週刊》、《紐約時報》等聯繫。二十八天塈琩C天出去前都洗澡,換乾淨衣服,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出門被抓起來。這是平生中第一次做好完全的心理準備要被抓,投進監獄,可能還會被警方毆打、刑訊什麼的。我確實恐懼。

恐懼我倒不怕。我小時候跟人打架多了。中學時候,老有不三不四的人到學校來劫女生,我就跟他們打架,儘管大部分女生我都不認識。可只要你上去,哪怕被打一頓,你也把他們的事給攪了,可謂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心堣]很痛快。如果某一件事情我沒有去管,我會受不了良心的譴責。

後來你經常被軟禁在家,那種狀態是怎樣的?

我在家埵酗熅驉B小靈通和固定電話,手機和小靈通受到干擾,但沒有切斷。很多朋友說我的小靈通總是佔線,但我實際上根本沒打。手機成空號。換了號碼他們很快知道,電話會被錄音查社會關係。

我相信在我們國家,監控最嚴的,實時回饋的,我肯定是其中之一。我試過家堛犖舋蜀蒝膉T個月不能上網。這很可怕,我完全依賴於網絡和外界溝通。那還正是營救高智晟律師的高峰時期。我讓我妻子在網絡切斷十幾天後買個GPRS無線上網,很慢,蝸牛速度,很艱難地用電子郵件和外界聯繫。

國保的工作就是守著你,二十四小時不讓你出門,阻止外邊人進入。但我仍然二百四十一天(胡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解除秘密拘禁後至二零零七年二月被軟禁)都在忙,朋友讓我休息,聽聽音樂調整身心,我沒有一件做成,書一本沒有讀完過。每天圍繞著高智晟、李喜閣、萬延海等等在忙。一直在打電話,發短信、電子郵件。

當時金燕九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去泰國和印度,北京的朋友勸我一道走,我在風口浪尖,情況很危急。但我不能走,因為高智晟律師的女兒格格、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偶爾有電話,為了這幾個女子我也必須留下來。

袁偉靜的壓力很大,需要有人經常和她溝通。格格是十三歲的女孩子,只好和我聯繫,把她家堛滷〞p告訴我,我再告訴外界好營救高律師。除非我被警察帶走的那一天到來,否則我會一直堅持下來。我在想,如果我是格格或者袁偉靜的話,我是多麼希望有一個傾訴的對象,多麼希望外邊有人在幫助我。就算這樣一種很簡單的角色,你也不能擅離職守。要有一條線保留住。這是她們生命堻抾繚t的時候,你的電話給他們一線的光明,不讓她們產生絕望。

你開始是志願者,為什麼後來牽扯了很多事情?

陳光誠的事情是從零六年六月十一日他被刑事拘留我才全盤介入的。眼前這些事我必須要管。說心婺隉A我根本不懂政治,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這兩個字的含義。政治化東西是政府的事。艾滋病也政治化了,環境問題政治化了,老百姓基本權益問題也政治化了。我對政治沒有任何興趣,包括加入什麼政黨,考慮什麼政綱。我想要的只是一點點公正、自由。

六四以後我信佛教。佛教五戒:殺生,淫褻,妄語,偷盜,飲酒。我對這點特別喜歡,六四之後我就不吃肉了。我看到校門口女孩子被欺負我必須管,看到六四的學生被警察欺壓,看到艾滋病人缺醫少藥,是一樣的。我性格特別懦弱、敏感,所以當別人痛苦時候,我會明白他的感覺。佛教核心是慈悲,我一輩子都在做這樣兩個字,自助助人。

你對待軟禁的態度怎樣?

我遇到過三種性質的軟禁,一種是一出去有八個人跟著,走到哪都有,我也會跟他們發生衝突。二零零五年,有一天晚上我開車,他們一直在後面跟著,我突然掉頭,倒車,然後在馬路中間停車了。我直接拉開他們的車門,從媄銣漭L們揪出來,挺暴力的。我是佛教徒,按說不應該這樣,但這給他們很大精神壓力。有時候警察笑著跟你說話,但是你看到他們手抖得很厲害。

我的脾氣很暴,所以我會得肝硬化。我從來不低頭,不管你是一個人、五個人、十五個人甚至三十個人。零六年七月十號,我跟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她一直被軟禁在山東的家堙^在集市上暫時逃脫警察的監視,去找陳光誠,有十一個月的時間沒人見到他了。

在山東被三十人圍攻

但很快我們就又被包圍了,村口一大堆人恭候著你,我和袁偉靜手拉手,他們不讓,開始拉拉拽拽,三十個人圍攻我們。你要說三十個人徹底打我,我恐怕要被救護車拉回北京去了。但就是因為袁偉靜在,她知道那些人誰是誰,哪個是計生部門的,哪個是鄉鎮幹部、公安局的。她喊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拳頭向我的身體揮下來的時候,她就用身體護住我。我從來都是保護女性的,但這一次被女性保護。袁偉靜真的很勇敢,她不過就是三十歲的人,比我小。但我管她叫嫂子,原來也是一個愛吃愛玩的人,現在變成這麼堅強的一個女性,值得我敬佩。

國保警察是一群怎樣的人?

我開始時候恨透警察了。我覺得他們不是人,行屍走獸,沒有人性,沒有良知,鷹犬走狗畜牲,為五斗米折腰。尤其是二月十六日,我被綁架、非法拘禁了四十一天,我說我要回家,我擔心曾金燕心臟病。他們不管。北京市國保總隊的支隊長來了,他們的領導,我就把花瓶拿起來砸在自己頭上,我說,我的血要濺在你的身上。其實我當時想,我頭破血流去醫院,這樣金燕就會知道。

國保也怕秋後算賬

還是沒有去醫院。血凝固了,很疼,晚上睡不著。被我罵的國保局官員,他面無表情。做到這個級別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也很無奈,兩頭受氣。他知道自己違法,擔心秋後算帳,他們知道這個社會要向民主開放的方向發展。他們擔心哪天胡佳當官了,後半輩子怎麼辦。特別好笑,他會擔心我怎麼報復他。這些人其實最可憐,昧著良心,又不得不這樣做。

國保系統是國家權力部門,很多人既受過高等教育,又孔武有力。有一個叫王超,一米八的大個,開始對我很兇。我要回家,他們不讓。我跟他們扛了兩個小時,後來半個月我的胳膊都抬不過肩膀。他們對政治犯會留餘地,怕政治犯身上有傷痕。他們十幾分鐘換一班人,後來他們的頭說我們服了,你也別弄了。這種力量懸殊的較量,你不低頭,他們就輸了。這麼多年,他們都沒有贏。

我二零零二年開始和他們直接較量,後來較量越來越多。有通州區國保、朝陽區國保,也有北京市國保,我覺得最兇悍的是北京市國保總隊,所有人受過高等教育。掄圓了往你眼睛上打,打了六拳。當時明顯感覺到看不清了,但我還在罵他。他們完全是流氓,打我那個也就是大學剛畢業一兩年,恐怕是「零零七」電影看多了,覺得國家保衛部門很酷。他很享受打人的快樂,權力和身體力量的釋放。

還有一次軟禁時跟他們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在樓道奡子亂飛。那是一個資助過艾滋孤兒的小學老師特地從浙江跑到北京來,約好了到我家來,卻被警察攔在外邊威脅驅趕。我最討厭欺負女人的人,就和他們六個人在樓道媟F起來。我把椅子舉起來砸玻璃。最後,來了一個七十歲的老師,他指著我說,有這個鄰居我們非常痛苦,如果你們把他抓起來就把他放到監獄堙A天天守在這媟F嘛。

那個老人害怕到爆發了,警察才有一些收斂。後來妥協的結果是他們用車把那個小學老師拉到賓館,並且號稱付了一半的房費。

越往後我和警察之間也越有「默契」,知道對方的底線。他知道我不會低頭,我也知道和他們打架沒有意義,他們人多,一定能從身體上控制你人身自由,儘管我真想找到他們好好幹一仗。

你父母和妻子,也會因此承受很大壓力?

我的父母知道我被軟禁時候的危險。我剛被綁架的時候,他們天天晚上哭醒。他們所受的痛苦比我還大。但這次二百四十一天的軟禁過程中,我媽媽反而從容了,比這更壞的她都經歷過。我很欣喜我的父母和金燕一樣都是慢慢調整好。

但他們對我並不支持。我爸爸說現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來之不易,我們的生活好起來了,幹嘛要涉足政治,國家亂起來怎麼辦。(編按:胡佳的父親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但我爸的信息管道也就是新聞聯播、國內報紙。有時女性的膽量比男性大,我媽就是如此,她也恐懼,但事情到了她頂得住。我三舅在紐約開洗衣店,經常打電話把國外的情形告訴她,我媽的信息來源更多。她對我的事情表示理解,對道義上的事情很認同,但她不希望是自己的子孫這樣。她說你別衝得太猛,被抓起來我們怎麼辦。我爸只能央求我少做一些這樣的事情,「讓我們多活幾年」。

和金燕也是,零六年二月到三月,我們吵了無數的架,幾乎要分手。也是這樣,她說你不要去管六四的事情了,只把艾滋病NGO的事做好。她說你從事那些事情給我們的工作帶來那麼多障礙,很多做艾滋病工作的志願者受到牽連。

忠孝、忠愛不能兩全

我覺得,忠孝、忠愛不能兩全。我沒有辦法,我不能因為說自己在做艾滋病的事情,就跟六四傷殘者說我不管你們了,我也同樣不能說因為六四的事跟艾滋病人分手,跟環保的人分手。高耀潔老師也說,別管那麼多閒事,艾滋病的工作還很需要你,那麼多人命關天的事,那麼多人在等著你為他們呼籲,為他們求取藥物,那些孩子需要你把他們的情況告訴外界,幫他們爭取資助。

但是艾滋病、六四、維權……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是同等重要的,不可偏廢的,對我來說都是公正道義。你說讓我權衡得失,我沒有這根筋,我其實是特別簡單的一個人,我只能同時在做這些事情,只能忠於道義。國保說我是「芝麻開花節節高」,說你好像是從一個敏感的事情蹦到另一個敏感的事情,再蹦到更敏感的事情——從環保,到艾滋病,又弄到滾燙的達賴喇嘛、六四傷殘者,然後又是高智晟、陳光誠了,我又成同案犯罪嫌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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