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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七號見證台灣電影新時代 ．張殿文
專訪：《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
| | 電影《海角七號》在颱風天仍然觀眾如潮湧，非常賣座，見證了當前台灣社會對感情細膩、親民的電影的需求。魏德聖說，他以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作電影背景，是因為從中了解到新和舊是可以完美和解的。 |
當台灣許多電影界人士、老影評人還在不解，為什麼技術、結構、敘事處處都有漏洞的《海角七號》會大賣成這樣：難道台灣片觀眾的水準就這樣嗎？電影《海角七號》仍舊乘風破浪在票房中前進，堂堂進入第四週，全台灣四十一家電影院放映，正逢台灣史上降雨量前十大的颱風登台，連全球第二大LCD電視Panel製造公司友達光電董事長李焜耀也暫時放下三百億美元生意，帶著全家人冒雨到電影院去造訪《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劇情很簡單，用兩條時間線交錯：一名失意台北的年輕樂手（范逸臣飾）回到家鄉恆春遊手好閒，父親利用民意代表身份為他覓得一份郵差工作，送信工作中偶然發現一份找不到住址「海角七號」的信件；另一條時間線：六十多年前二次大戰末期台灣恆春教書的一位日本老師和恆春情人友子的愛情故事，隨著日本戰敗後日本老師歸國留下遺憾，思念全放在寄往「海角七號」的郵件之中。
而在那位年輕樂手覓得地址「海角七號」的過程之中，為了要籌備在恆春觀光海岸的演唱會，男主角又和前來監督的日本女孩「友子」發展出一段由誤解到相愛的故事，中間穿插庶民人物的悲喜故事。
海角七號在沒有大明星、大導演的條件之下，創出台灣十年來票房紀錄是不爭事實，全台賣破六千八百萬台幣（約合二百一十萬美元），超越半年前周杰倫的《功夫灌籃》，說明了台灣社會有某種期盼和需求並沒有被填滿，特別是台灣的戲院生態在完全自由經濟的放映體制下，沒有類似像韓國的保護政策，或是歐美獨立而足以支撐產業經營的藝術戲院，加上知識分子兩端沉思冷靜，是不是只有《海角七號》魏德聖如「行動主義」般的衝撞出票房，台灣電影死水才可能流動？
如流傳在網路上署名Tzara的一段迴響：解嚴年代已漸漸遙遠，當年欲爭奪文化新知，現在已經不是屬於「新浪潮」了，現在大眾期待看到的是親民的電影，「至於，嚴謹的藝術電影，雖然不乏忠實觀眾，但在台灣這個缺乏隱喻、象徵、符號學等哲學教育，且詩教育也不普及的國家，請認清這個事實吧。」
三十九歲導演用五千萬台幣拍出的電影，又能負載多少期待？真實的情況是，如果《海角七號》的成功，能幫助後來的台灣片更好招募資金、有更友善的放映院線通路，觀眾「以一傳十」、媒體「爭相炒作」，都「潛意識」願意給台灣片一個機會，這是台灣社會可愛的地方，也是《海角七號》的動員能力，超過了影評人、電影大老所能想像的，導演魏德聖也承認：「感覺不太實際」，以下是亞洲週刊對魏德聖的專訪摘要：
媒體認為你很會講故事，你認為這部電影中你講的是什麼故事？
這是一個化解遺憾的故事。電影一開始范逸臣把吉他摔爛，大罵：「操你媽的台北！」這一幕反映了所有遊子的心聲。我也是從南部到台北工作的人，充滿希望來到台北，卻每天遭遇失望、絕望，好幾次都想放棄離開。
如果沒有掌握到人生的第一次機會，當面對第二次的機會又會如何面對？六十年前的日本老師如此，帶著夢想生存的小人物也是如此，每一個人生命中的遺憾要如何得到化解？《海角七號》講的就是這樣的故事，一群曾經放棄夢想的人，遺憾得到化解；曾經失去的愛情，也再度得到化解、包容。
你常親自到現場觀察觀眾反應，你認為《海角》最成功之處為何？
觀眾開始融入劇情之後，會猜下一個「笑點」在哪裏，甚至會觀察其他觀眾對笑點的反應，我認為《海角》讓大家找回了在戲院裏共同歡笑，共同流淚的觀影記憶。
你選擇二次大戰後日僑遣返的歷史時刻，把棄離的場景拍得感傷而優美，再以五十年後的情書做為終結，有什麼特別意涵？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從中國東北、韓國、到東南亞等的日本人都落荒而逃，我觀察只有台灣的遣返是和平落幕的，為什麼？台灣人和日本人一直維持一種既恨又愛的矛盾情緒，後來我研究歷史才知道，統治台灣五十年的主力是日本海軍，接受過民主思潮，其他地區則是出身武士家族，以粗暴殘酷的陸軍為主，日本人其實是把最有訓練的軍隊派駐在台灣的，因而台灣人有了一些愛與恨夾雜，難以分辨的情緒，所以︽海角︾就回到歷史的原點，回到一個分不清愛恨與遺憾的歷史時刻。
你為什麼對歷史有興趣？歷史在你的電影中扮演什麼角色？
坦白說，我在唸書時根本沒讀什麼歷史，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我在台北工作，看見原住民到立法院高喊「還我土地」運動；但同一時間，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大陸，而不是還給中華民國，一邊是侵佔別人土地、一邊是土地被割讓，我覺得很矛盾，也開啟了我對歷史的興趣，我覺得歷史總是一再重演，一個時代結束時，人們總急著要去清理那個時代，毀掉舊的一切，重新來過，其實，新舊可以完美和解，不一定是對立的，應以更開闊的視野來接受新時代，我追求一種相互包容的新精神，例如彩虹，它就是包容了各種色彩，不相排斥也不侵犯，因而成就了最美的事物，台灣社會如果能像彩虹一樣，包容和解，會更美麗。
有人認為你電影中放進太多本土元素，外地觀眾不一定會有興趣？
本片參加日本影展時我也很緊張，一直在觀察觀眾反應，怎麼笑點都沒有笑，一直到最後，我才發現有人淚流滿面，日本友人告訴我，當地觀眾認為發出自己的笑聲哭聲是不禮貌的，所以一直壓抑。我相信一部好電影的背後一定有普世價值，不會因為台語或各種方言而淹沒。
你已成功的把第一部電影推向市場，現在回頭來看楊德昌給你的影響是哪些方面，你對楊導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事？
楊導的作品我都很喜歡，特別是他觀察人和外在環境的互動、及外在環境對人的改變，描寫得非常深刻，當然，還有他對工作的執著和細節的掌握，這些都影響我在做為一個導演時的態度。當在我當助理製作時，有一次因為一件事情處理得沒有符合他的期待，他從樓上走下來就對我大聲吼叫，當時我還想他要是揍我時我要如何保護自己。結果當然沒有。
結果隔一天上午，我在辦公室整理東西時，他走過來用他的大手拍拍我的肩膀，對我微笑一下，我所有的委屈也都化為無形，我想這是他處事的一種方式，即使是自己承受再大的壓力，但是不論是對某一個基層的員工，他還是以誠相待，也讓我更加反省自己離他所要求的完美還有很多改進空間，這雖是一件小事，卻是我對楊導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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