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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教科書破馬列框架 ．喬志健、張潔平
| | 近年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轉型一直在緩緩進行，馬列解讀框架已被肢解，文明史觀取代階級史觀，人性取代階級屬性成為出發點，而民主、法制、憲政、人權等開始取代革命價值觀。 |
曾有兩次事件，把中國歷史教科書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一是零六年三月的「冰點事件」：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因刊登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被勒令停刊。當時，袁偉時批評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充斥極端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教育，是「狼奶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因而被中宣部批評「為早定結論的歷史問題翻案，在黨的思想陣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嚴重錯誤的觀點」。二是同年九月，《紐約時報》報道了新編上海世界史教科書不談改朝換代與毛澤東、淡化意識形態。不久，這一新版教科書就被取消使用。
輿論浪潮有起有伏，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變革和思潮轉向卻一直在緩緩進行。
可溯的變革是從二零零四年秋季開始。在試點的廣東、山東、寧夏和海南四個省，高中歷史課本打破了之前僅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壟斷，出現人教、人民、岳麓和大象四種版本供選擇。至今，這一改革已經推廣到全國三十二個省、市、自治區。對於全國上下統一使用一本教材的中國高中歷史教學而言，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巨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已經與日本教科書「民編國管」的體制頗為近似。
一綱多本的改革
新的高中歷史教材不再僅限一個讀本，但以教育部頒發的「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零三年三月通過）為依據，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高中歷史教科書從「一綱一本」到「一綱多本」的改革。在「一綱一本」的時代，學生的學習以課本為依據，而「一綱多本」之後，同一省區使用不同教材的學生將參加同樣的高考，「新課程標準」就取代了教科書，成為高考出題的唯一依據。
與以往相比，新的「課程標準」體現了意義深遠的變化。其中最根本的，蘇州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歷史教研員沈春華認為，是強調文明史觀，淡化階級鬥爭。
過去中學生耳熟能詳，王安石是「地主階級改革家」，但在新課程標準和歷史課本中，王安石的階級屬性不見了，王安石變法也不再被描述成「開明地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努力」。新歷史課本將人類社會發展依照物質文明形態劃分為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等，而不再強調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人類發展「五個社會階段論」。另一例子是農民起義，過去一直被稱為「推動歷史進步重要力量」的農民起義逐漸淡出，不再是學生學習和考試的重要內容，從陳勝吳廣、黃巾軍、黃巢起義，到李自成、張獻忠，在新的課程體系中徹底失去了原有的位置。
突顯全球史觀
沈春華認為，新課程標準的另一特點是突顯全球史觀、重視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歷史課標準中增設了「世界古代史」部分，在必修課中，為西方政治制度之源的希臘和羅馬政治制度設立專章。選修課中則出現了古希臘的梭倫改革、托馬斯·阿奎那的君權神授思想等新內容。
由此，新歷史課本對於很多國際性歷史事件的解讀，也開始擺脫過去「狗咬狗」的模式。比如，在過去，二戰後遠東國際法庭的東京審判被認為是美國操縱下、為美國控制日本服務的審判，其論據是審判中很多應該處罰的戰犯被免於起訴，而美國也設法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但在新的教科書中，東京審判被定性為正義的審判。有意思的是，日本右翼同樣也質疑東京審判的合法性，認為這是作為戰勝國的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而強加於日本的。在東京審判的問題上，中國教科書舊的意識形態解讀否認東京審判的合法性，在某種程度上與日本右翼的質疑相呼應，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與全球史觀相呼應的，是新課程標準的開放性和對多元價值觀的肯定。比如以往的教科書強調辛亥革命作為「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具有「不徹底性」，沒有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而「新課程標準」則推薦學生以「辛亥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為題，舉辦討論會，並不給出結論。
深入翻閱新教科書，會發現歷史新課程在意識形態上的變化還不止於此。
民主人權成價值標準
民主與法制，在歷史教科書中首次脫離了階級屬性的範疇，成為了絕對的價值標準。一部世界近代政治發展的歷史，在新課程中被看作是從專制向民主前進的歷史。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新論述也與此相呼應，比如在人教版必修課本《政治文明》一冊中，中國近代史被定性為「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求民主的歷史」，放棄了原先沿用了半個世紀的「反帝反封建」的權威提法，突出了「民主」概念。在對太平天國的討論中，也引導學生思考「太平天國是否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開端」這一問題，以民主革命的視角取代了以往農民戰爭與階級鬥爭的角度。
在對於中國一九五零年代以後歷史的叙述中，人教版新教材以民主和法制的進步作為新中國政治的進步的表徵，文革的悲劇則被認為是踐踏民主與法制的結果。
新教材著重強調文革對法制破壞，「在動亂中，國家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一紙空文，各項法律名存實亡，公民的基本權利和人身自由都失去了保障。」在改革後政治建設的章節中，新教材重點落在「依法治國」和擴大基層民主上，並突顯了一九九八年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介紹了在各地推行村民自治、民主選舉的情況，認為這些措施改變了「過去由上級政府任命村委會幹部的做法，進一步加強和擴大了基層民主」。
與人教版著力強調民主、法制相比，岳麓版教材還引入了「憲政」和「人權」的觀念。比如在必修的《政治文明》中，介紹了中國近代幾次實現「憲政」的努力，並要求學生思考清政府、民國政府如何理解憲政。而關於文革，岳麓版指出當時「國家的法律形同虛設，人權被嚴重踐踏」，直接使用「人權」這一概念。「人權」這一提法此前從未作為直接的價值標準出現在中國的教科書中，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權利、公民權利等模糊概念。提法的改變，常常是思想解放的表徵。
中學生的歷史教科書一直被看作意識形態教育的第一戰場。儘管這裏仍大量受舊框架的限制，比如依舊要討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依舊要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等官方理論做註腳；比如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歷史哲學雖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卻依然根深蒂固，將義和團在「扶清滅洋」口號下對洋人和西方文明採取的一系列野蠻行徑，簡單視為反侵略的愛國主義運動就是一個例子。
曾在《中國青年報冰點》撰文批評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學者袁偉時認為，部門利益亦是教育改革的掣肘所在。他說：「教育部下有一個教科書審查委員會，這是他們利益所在。那些官方認可的歷史學科的牽頭人，研究項目、經費、國家基金，他們有決定權。官員以為他們代表了中國歷史學的水平，認為只有靠他們才能高高舉起馬列主義大旗，所以他們就為所欲為。這個狀況不改變，中國教科書的狀況改變不了。」他也提到，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
但是終究近五年來暗潮洶湧的變革，不容小覷。在新的歷史課堂裏，完整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解讀框架已經被肢解。文明史觀取代階級史觀，近代世界政治的基本主題被解讀為從專制到民主的演化，人性取代「階級屬性」成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而民主、法制、憲政、人權等 「普世價值」開始取代「革命」成為新價值標準。
如果，教科書的要求能落到實處，接受這樣的歷史教育成長的一代人，對於中國缺乏民主、法制、人權、憲政的現狀，是否能持有批判的態度，是否會產生出推動民主進步的責任感呢？歷史新課程體現的這些新意識，是否意味著歷史教科書改革是今後中國政治改革深化，進一步民主化、憲政化、法治化、多元化的前兆呢？另一方面，新歷史課程強調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性和生命的價值，確認多元化的歷史認知的合理性，要求學生學會同他人，特別是有不同見解的人合作，這是否意味著，新歷史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會使今後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革走向更加寬容、更加人性的方向呢？文明還在路上，全球中國人都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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