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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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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九四九龍應台苦澀之旅 ．張潔平
| | 龍應台從家族史出發，寫出人性化的一九四九，「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她持續三百八十天的歷史之旅，往南京、廣州、長春、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美國等地訪問親歷者、查考歷史現場，還有五六十人的口述回憶，寫成《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發現「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 —— 上了船，就是一生」。她在寫書時沒掉淚，卻在受訪時感動落淚。 |
與很多人不同，龍應台關於「一九四九」的寫作，是在周圍人的注目禮中開始、進行和完成的。
這個四九年後出生在台灣的國軍後裔、眷村女兒，二零零八年開始，「入駐」在香港大學為她專設的「龍應台寫作室」。她向自己的學生徵集父母一輩的口述歷史，向全社會尋找一九四九的民間記憶，飛往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查閱蔣介石日記，往南京、廣州、長春、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訪問親歷者、查考歷史現場；一路都向四周的新朋舊友不厭其煩地打聽他或她的祖宗家事、家族遷居史。塵封多年的私人日記、歷史照片，還有五六十人珍貴的口述回憶，在這個執著的詢問者面前一一打開。
最後，帶著這一切的體溫、感傷、痛苦以及盼望，她在台北金華街的辦公室熬了三個月，在浩如煙海的檔案材料與口述錄音中把自己浸透又抽離，一字一句，寫下十五萬字「龍應台眼中的一九四九」。
她給新書起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在台灣正式面世。九月九日，有關本書的媒體茶聚會在香港召開。香港各大書店裏，《大江大海》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平均一兩個小時就要增加一叠，不少中國大陸訪港旅客帶幾本回去，當做「國慶六十週年」的別樣紀念。
身為失敗者下一代為榮
短短一個多星期，龍應台已經收到數不清的讀者來信，許多是年輕人，幾乎所有人都說，是流著淚讀完這本書。
對龍應台自己，這是從未有過的寫作體驗。持續三百八十天的歷史苦旅，她嘗試找回父親母親所經歷的真實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許許多多普通人的記憶。在那一個年頭，倉皇奔逃或者倒下的普通人，看不到大時代的風雲變幻，也看不到江山易幟的激動人心，他們的個體命運，只是承受著太多流離，太多夢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奪走的生命。如作者在短介中所寫：「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書的扉頁上，龍應台寫著：「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她寫：「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套用龍式文法，這可能是一個「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無論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或是任何一個華人社會，書中描述的一切，都會讓你感到陌生——而這種陌生，正是寫作本書的過程裏，作者發現的另一個驚人事實——短短六十年光陰，竟在各地，以各種理由，製造了數不清的記憶「黑匣子」，以至對於並不遙遠的一九四九，我們甚至無從「回憶」，只能「尋找」。
緣起，是龍槐生和應美君的故事。
在作者介紹裏，她這樣寫自己：「『龍應台』不是筆名，是真名；父親姓龍，母親姓應，她是離亂中第一個出生在台灣的孩子。」
應美君懷裏抱著剛生的孩子「應達」，一九五零年從海南登上開往台灣的大船。台灣——在哪裏？是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生長在浙江淳安的美君不知道，生長在湖南衡山的丈夫——國府駐常州的憲兵隊長龍槐生也不知道。
在一九四九年一批一批撤退往台灣的國軍艦船上，甚至有駕船的海軍逃開砲火射程，才拿出地圖來找台灣的位置：「聽說那地方叫『台灣』，我也沒去過，你也沒去過，聽說那地方不錯。」
美君和槐生在台灣高雄的碼頭找到了彼此，他們，和一批一批，流落在這陌生港口的前後一百二十萬國軍士兵、家眷一樣，滿懷忐忑地打量這個陌生的小島。
一九四九年離開家鄉時，他們都沒有回頭，年輕人都以為，那不過是暫別。誰也沒想到，一上船，就是一輩子。
在高雄出生的龍應台仍然記得，年少時候，父親總是拿出一雙蒼黃的布鞋底，在兒女面前講起往事，泣不成聲。因為往事說得太多，戰亂後長大的少年厭煩了，邊聽邊嘲笑，聽完便算，也不深究。
那雙鞋底，正是一九四九年，祖母在衡山老家與父親匆匆作別的一刻，塞進父親懷裏的。那一刻，竟是最後一面。只是這個故事，小女兒應台再沒有機會聽完整。
在書裏，龍應台寫：「那麼多年的歲月裏，他多少次啊，試著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是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槐生逝世五年之後，美君亦已失憶，連最愛的女兒也喚不出名字。
龍應台終於完成了關於一九四九的寫作，觸到了父母那一輩人曾經歷的真實傷痛。可惜「最大的遺憾，父親看不到了，母親看不懂了。這本書是寫給他們的。」
緣起，是要追問父母未盡的言語，追尋自己從何處而來；結果，却揭開了整整一代人「隱忍不言的傷」。
回憶起一九四九，海峽兩邊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台灣人說「民國三十八年，兩百萬國軍撤退到台灣。」中國大陸，講「國慶六十週年」、「建國六十週年」。兩種理解，都讓龍應台覺得不能接受。
「你要知道，這兩百萬人，不是『砰』一下子，就來到這島上的。」
「寫書時，人家說龍應台在寫一九四九，我周邊在香港的人，第一反應會是『哦，建國六十年』。這給我蠻大一個震撼：整個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人，其實完全不知道，這些被國共戰爭的機器絞出來的人的命運，他們後代的命運。要講兩岸如何如何，其實連基礎都沒有。這個台灣，你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人到了那兒，然後帶著什麼樣的傷感，什麼樣的創痛。」
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的龍應台寫作室，背後是山，窗外面海。書桌堆滿檔案，後邊豎著白板架，上面塗畫寫作過程裏每一個階段的構思與關聯；前方，則是一整面牆的中國地圖，圓點標記出龍應台一路計劃探訪和已經探訪的地方。
孤軍被關在越南集中營
「你看，這些人，是被絞肉機一樣，從這個國家一股一股絞出來的。」龍應台指著地圖上的中國大陸，手指向四面拂過，「在最開始的時候，我想寫的是從那個機器被絞出來的六、七股人，你知道嗎？甚至有一小股國軍孤軍是從甘肅、青海直接逼進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是不得了的故事，也有上千人；在西南，從雲南進入滇緬是一股，是第二股了；第三股到越南，第四股到澳門，第五股到香港，第六股到台灣，第七股是沿海，從舟山群島一路下來到金門、馬祖、烏丘、江浙跟福建。」
每一股，都有悲傷的故事，由廣西進入越南的一支，在法屬越南的集中營被關三年半，生命一半一半地消亡，倖存者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灣。到澳門也有一支，龍應台說，各種資料顯示有國軍孤軍到了澳門，但他們未來如何，是死是活，所有的資料都沒有詳細記載，所有相關機構都不知道，「真的像輕煙一樣」。
一九四八年，詩人瘂弦還是河南南陽的一名中學生，十六歲。他和五千個南陽中學生一起，躲著內戰的硝煙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奮人心的招兵廣告「有志氣、有血性的青年到台灣去」，他們很懂飢餓少年的心思，還送上一大鍋熱騰騰的紅燒肉。少年瘂弦於是滿腔熱血地加入，到了台灣。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後。此間，父母音訊全無，何時過世，如何過世，全不知情。母親一起做針線活的朋友輾轉傳了口信：「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六十年後，瘂弦向龍應台說起這段往事，眼淚簌簌流個不停。
還有許多十八歲。龍槐生十八歲，遇上一九三七年南京保衛戰，成了國軍的愛國青年。台灣卑南族青年陳清山和吳阿吉十八歲，遇上一九四五年國軍在台灣徵兵，當時只說招工，兩個窮小子於是到了大陸，當國軍，被俘虜了，又當解放軍，從此在大陸生活五十年。李維恂十八歲，正是抗戰，愛國、從軍，在日軍統治的上海，做游擊隊長，進行敵後爆破。一次行動中被捕，被送到南京老虎橋集中營，一九四三年，和一千五百多名國軍俘虜一起被送上船，到幾千里以外的新幾內亞拉包爾島，關進那裏的集中營。
拉包爾倖存者等待這天
六十年後，接到龍應台要尋找拉包爾集中營倖存者的信息，八十九歲老人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獨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
還有多少十八歲，變成殘破的屍體，倒在熟悉的土地、陌生的戰場上？還有多少母親，永遠等不到回家的孩子？多少姑娘，永遠等不回不告而別的戀人？
一場戰爭，究竟誰是勝利者？還是如龍應台所說：「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
龍應台說：「北京剛好在慶祝建國六十年，還有很多論述會講：『在東北遼瀋戰役中十二天殲滅四十七萬人，在徐蚌會戰（即淮海戰役）裏五十天殲滅五十五萬人』，現在還在講軍事史，我看到心裏蠻痛的。你究竟知不知道，你所殲滅的那些人，都是東北和山東的子弟，十八歲的人，你一定知道的。但為什麼過了六十年，還在用這種語氣去談呢？過了六十年，是不是該有一個新的態度，尤其是勝利那一方，可以有一個更貼近人性、更關懷、更謙卑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
歷史在兩邊，都留下了太多黑盒子。
長春圍城歷史被湮沒
在走近一九四九之前，龍應台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大量閱讀資料。她說：「在出發之前，我帶著一個巨大的好奇，想要知道我們這一整代人對一九四九已經有的支離破碎的認識。我想要看歷史根據，去知道，我們原來有的那種認識到底是不是真的。」
即便如此，重重迷霧仍讓她訝異：在大陸，一九四八年的長春圍城，整整五個月，飢殍遍野，餓死的人數統計從十五萬到六十五萬，慘烈程度不亞於南京大屠殺。後來，「勝利」走進新中國歷史教科書，長春被稱為「兵不血刃」光榮解放。六十年過去，龍應台去採訪，這城市來來往往的路人，竟無人知曉曾有數十萬人餓死在這裏！
在台灣，一九四九年國軍從廣州碼頭撤退到台，甚至連哪一個碼頭，國軍檔案都沒有留下記錄。不要說那許多流落各地的孤軍，更不要說日據時代曾被徵召入日軍上中國戰場的台灣「軍伕」。「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從一九四五年，砰一下就跳到一九四九年，然後就是五十年代的台灣。」龍應台說，「那個戰敗心理，到現在還是無法面對。」
一邊，是戰勝者的洗刷，以權力重寫歷史；另一邊，是戰敗者的隱筆，對恥辱選擇性失憶。六十年光陰，親歷者蒼老、死去，滄海桑田無聲無息，一九四九，最後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後來者無從回憶，無處尋找，連六十年後，要重新進入那情境，都變成難上加難。
八月四日，龍應台交了《一九四九》的初稿。八月八日晚上，台北的朋友開了慶祝會歡迎她「出獄」。在慶祝會上，龍應台聽十二個好朋友議論剛剛完成的書稿，心裏一驚。第二天，她執意把已經排版了一半的稿子拿回來，全部打碎重寫。整整三十六個小時，沒有睡覺，把章節次序全部調整。原先的第一章，變成第五章，美君與槐生的故事，這才成了最開篇。
曾經打碎重寫調整章節
龍應台發現，原來人們對這段歷史太陌生，講東北聯軍、解放軍，看來很常識的歷史，許多人完全進不去。「沒有概念到一個程度，原來的第一部完全進不去， 尤其年輕人進不去。年輕一點的小朋友，（國軍將領）黃百韜也沒聽說過，孫立人也不知道。國共內戰，什麼跟什麼都不知道，那我才想說，那要比我的預期還要再降低點，門檻要更低一點，要更溫柔地帶他進入。」
「從家族史到國族史」，「下歷史的功夫進去，乘著文學的翅膀出來」，這是龍應台對自己這厚厚三百多頁書卷的定位。所有材料都來自真實史料或第一手的訪問材料，長達一百二十七項細緻的註解可以證明，落在紙面，化作一張一張普通人的鮮活臉孔，他們真切的苦痛與哀傷。
最令作者震撼和難忘的，是那些被隱藏更深的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灣故事。
「開始，我想了解一九四九年那兩百萬突然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怎麼回事。但是我很快發現，要真正了解那個時代，怎麼可能不問另一個問題：這個島上一九四九年原來就有六百萬人，這六百萬人在四九年前過怎樣的生活？他被教了好幾代，是日本人，讀日本書，聽日本音樂，欣賞日本文學。突然，一九四九年來了兩百萬人。難道他們沒有想法嗎？難道這衝擊不大嗎？我才發現，原來我對他們的了解等於零。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四年歷史被一個『二二八』所壟斷，這合理嗎？」
巨大的問號帶著龍應台回頭去找那六百萬在地的台灣人，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這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文化、歷史脈絡，而且痛在完全相反的地方。中日戰爭的時候，他們是在日本一方的。那麼他們之間的碰撞到底是怎麼回事，而且那種碰撞，其實就一路走到六十年後今天的台灣政治，藍的或者綠的，本省的或外省的。」「原來，要了解一九四九，我一定要回到一九四五。」
中日戰爭時候的台灣，如今已無法言說。你怎麼理解，日本在台灣招一千名軍人，結果有四十萬個台灣年輕人應徵？這些少年，被選上曾是鄉里的榮耀。龍應台說：「當時六百萬台灣人，有二十萬子弟被日軍送到南洋、海南島、新幾內亞去，死了三萬三百零四個人，活著的人回來發現，從此以後你的孩子以你為恥。」
台灣作家黃春明訴說自己的故事，他很記得一九四五年，宣布天皇戰敗那一天，在學校裏聽到了廣播，他回家，看到爸爸傷心得不得了，說台灣淪陷了、戰敗了；爺爺卻高興得不得了：解放了。
「那是一九四五年，台灣人處於一個完全沒有辦法處理自己的錯亂的處境裏，他們都是失敗者。後來，兩百萬失敗者又來到島上，帶著完全不同的創傷。他們被不同的國家機器控制、塑造、傷害、踐踏，而失敗了到這裏來。也正是因為這樣，這六百萬加兩百萬的失敗者，在之後六十年裏頭，創造出一個不同的社會，奠定了不同於以往的價值。」
龍應台本想將書獻給所有「失敗者」，可最後，她還是改成：獻給「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這是一本很悲傷的書。」書稿已經付印，龍應台仍然不怎麼會笑。「我有時想到當年在瀋陽火車站前面自殺的那個國軍軍官，他在地上用白色粉筆寫著：『我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我父親就是湖南人，軍校十八期……這本書裏，有三千萬亡魂，太多亡魂了……」
寫作過程裏，她恪守創作者的原則，從未掉過一滴眼淚。此時，卻哽咽起來。在後記裏，她說自己在做一件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但這件事情所承載的歷史重量，觸及了我們心中最柔軟，最脆弱的地方」，她說要「不離不棄」。
輕輕抹去淚水的龍應台，輕輕說了一句話：「我想要透過這本書，讓那許多許多的亡魂，在這六十年後，在詩的意義上，入土為安。 」■
（亞洲週刊實習生周續娟、王點點協助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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