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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卷三十三期 (201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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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民教育之爭拒絕去中國化危機 ．陳競新
| | 香港的「國民教育」之爭，使香港社會面對掉進「去中國化」陷阱的危機中。反對國民教育者，將「中共」等同「中國」，由於「反共」，不自覺間變成了「反華」。在畸形的氛圍下，中國的形象被妖魔化。香港人需重新審視這城市的「中國論述」，以及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主動推出香港人的國民教育的教材，搶回香港人對中國的詮釋權力，也尋回被政黨和政府所壟斷的「中國論述」。 |
香港最近的「國民教育」之爭掀起了漫天風雨，也引發了數萬人的示威。很多家長憂慮下一代會被「洗腦」，但在爭論的過程中被誤導，陷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香港社會面對掉進「去中國化」陷阱的危機中。
這都因為反對國民教育者將「中共」等同「中國」，他們充分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懷疑、疑慮、仇恨。但遺憾地，他們倒掉「中共」的污水的時候，也將「中國」這嬰兒倒掉。
恰恰是在這次群眾運動的過程中，香港一些媒體誤導了大眾，如說香港出現了國民教育，就會產生了紅衛兵，殊不知今天中國大陸的教育系統，都不可能教育出任何的紅衛兵。其實這也是這次反國民教育的不幸之處，由於開始時的一本官方參考材料的教條與「政治不正確」，導致了社會上的強烈反應。
就是在這樣的畸形的氛圍下，中國的形象被妖魔化。不少年輕一代認識的中國，就是六四、李旺陽、毒奶粉、貪污腐敗??這已經成為了一種刻板印象。由於他們否定中共政權和它的黨國體制，也使「中國」二字變成了一個髒字眼兒，讓新一代似乎視「中國」為洪水猛獸。「中國」變成了一個被痛苦政治所綁架的符號，成為一個不斷被妖魔化的名詞。
這就是當前香港社會的「去中國化」危機，由於「反共」，不自覺間變成了「反華」，殊不知「中共」不等於「中國」，而反共更不能變成反華。
港府和建制派面對著香港社會洶湧的群情，近日在推行國民教育科的姿態轉趨溫和，不排除延長推展時間表，但民間要求撤回的聲浪依然高漲，除了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成功推動達九萬人參與的「七二九親子大遊行」後，乘勝追擊，打出遍地開花的策略，八月七日起在全城多個地點舉辦簽名運動，又透過教師團體教育專業人士協會串聯並探討九月初新學年馬上罷課的可能，社會上還有不少反對聲浪和討論，臉書群組「香港自治運動」便呼籲學界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日開始全面罷課兩週。
「香港自治運動」臉書群組近期積極參與多項社會運動，Jacky八月七日在群組上貼上一篇以「我是香港人，我只愛香港」為題的文章，呼籲拒絕國民教育。他在「七一大遊行」當天夥同二十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維園向遊行群眾散發了接近一萬枝小型的港英殖民旗幟，已強烈表達了自己身份認同的態度。
Jacky說鑑於政治原因，拒絕透露姓名。他向亞洲週刊說：「我們不是要求英國人回來管治香港，但我們懷念那段日子，香港人的生活就是比較好。我是香港人，或許我是華人，但我不會叫自己做中國人，『中國』這兩個字已被中共騎劫了，現在還要推行國民教育科？我們為甚麼還要替中共歌功頌德？」Jacky一伙「七一」當天並遊行至中區半山的英國駐港總領事館，遞交請願書，抗議英國當年未予港人自決的機會，便將香港「交給」中共。
香港自去年底陸客湧港搶購奶粉、大陸孕婦搶關到港產子等事件引起社會關注以來，陸港之間產生的矛盾開始發酵，至今年初發生尖沙嘴名店歡迎大陸客卻排拒港人、以及「反蝗蟲論」的罵戰，已引爆港人的高度焦慮感。三月特首選戰衝刺階段，再爆出北京駐港中聯辦高調插手選戰、以至「西環（中聯辦在港暱稱）治港」、北京強勢介入香港事務等言論，更挑起港人最敏感的反共和恐共情結，並促使香港社會特別是年輕族群之間，將「中共」與「中國」劃上等號，讓「中國」二字妖魔化，正孕育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去中國化」危機。
這種氛圍下，「國民教育」也成為背負著沉重包袱的名詞，社會主流媒體幾近將國民教育標籤為中共旨在染紅香港，給香港下一代洗腦的工具，香港正要面對一場「許勝不許敗的思想戰爭」。正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在即，國民教育更成為選戰重要議題，泛民主派素被視為熱愛中國的民主黨黨魁何俊仁、支聯會常委張文光等在有關問題上也採取了消極的取消主義，強烈批評港府推出國民教育科只是要回應北京的政治任務，乃全面端出防火牆姿態，口號式的要求港府撤回科目，拒絕就內容進行任何討論。
本身為新儒家思想家的香港法住文化書院院長霍韜晦教授，認為這種做法是關門退縮。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這完全反映了港人的恐懼，也顯示中央政府（北京）對港人愛國心的憂慮。香港人或是基於現實理由，對中國現狀不太滿意，便失去信心和耐性，想閉關自守，讓自己躲在陝隘的安樂窩裏。的確，香港人從來都很愛國的，但今年七一我也注意到不少年輕人拿著英國殖民時期的旗幟，我相信他們也只是基於一種被迫接受管治方式的不滿。」
他續說：「但我建議這些年輕人必須要讓眼光放遠，把胸襟放寬，任何國家推行國民教育，都是理所當然的，即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是複雜的工程，但香港如果遠離中國，只會讓中（陸）港對立極端化，選擇關門退縮，是孤立於中國文化和中國之外，香港既然跟中國在政治以及經濟上，已不能切割的，這（遠離中國）非香港之福，也十分危險。」
對殖民時代的虛幻迷思
香港社會一直有言論及數據，批評「殖民時代幸福些」說法只是虛幻的迷思，譬如說當香港部分媒體批評回歸後政府與財團之間的利益交換嚴重，學者卻強調只是從制度走向個人，形式改變而已。可是懷緬殖民時期光景的言論，近期再度從西方媒體燃燒到香港。除了Jacky一伙是自去年底陸港融合過程產生社會矛盾時，開始逐步醞釀這種迷思，並研究「住民自決」的論述外，「香港旗飄揚」臉書群組也在這段期間出現，同樣為製造港英旗幟籌謀。於是今年的「七一」達四十萬人的遊行隊伍間，竟是一片旗海，布滿港英殖民旗幟，各股懷緬英殖「Good Old Day」（過去的美好日子）的年輕人不約而同湧現。除一萬兩千枝小旗外，「香港旗飄揚」更散發了接近八百面九十六乘一百九十二公分的大幅旗幟。
最讓人驚訝的是，這群高舉英殖旗幟的，竟然多數是八十後甚至是回歸後才成長的九十後。七一當天在遊行終點政府總部人群前不斷揮動著手上港英大旗的伍敬忠，二十四歲，大學畢業兩年；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同樣澄清自己絕對不是主張英國再來接管香港，但「我們是緬懷以前的日子」。「香港必須維持既有的言論自由空間，舉起這面旗幟，代表一種不同意現有政權的心情，也代表我們香港人應該有選擇是否接受中共統治的權利。」
那是一種印象，一種感覺。正當北京高度關注香港「人心回歸」，英國殖民旗海的湧現，卻是年輕人處身在政權與國家的夾縫中，對本身身份認同混亂的反射。心中瀰漫著一股反共、恐共的情緒，越來越多年輕人正自覺或不自覺地，拒絕承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被香港輿論譽為「良心教師」的前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通識科導師吳美蘭，「七一」當天與十三位學生參與遊行。中六學生曾蔚恩被問及身份認同時，不假思索就回答：「香港人！」她解釋：「我就是不會因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我六四（燭光晚會）也出席，七一（遊行）也來了，我覺得李旺陽事件，（中共）政府實在是無理取鬧！」
站在旁邊的吳美蘭聽著學生的言論，又看到「七一」滿場港英旗海的現象，慨嘆說：「我們流的，畢竟是中國人的血，不用再被紅鬚綠眼的外國人統治，是高興的事，但看這幅景象（港英旗海），我感到驚訝，也叫人可悲，我在學校經常跟同學談起趙連海、艾未未、李旺陽等維權人士和六四事件，我們看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一國大，兩制小，一國發生的，以後是不是也會在香港發生？」
香港八十後和九十後年輕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危機，可以從零三、零四年七一大遊行的動員和洗禮下，本土主義抬頭說起。一群八十後從關心自身所處城市發展出發，自零四年進行數場大型社會運動像灣仔利東街社區重建、保衛皇后碼頭以至反高鐵運動，到這兩年陸港融合趨勢撲面，開始拉長視野，碰觸跨境關係，更以八十後社會大學之名，舉辦系列城市理論的沙龍，探討香港發展的多元面貌。
這群八十後也參與了「七二九」反對國民教育遊行。核心成員陳劍清說：「我們是香港人，我們從關心城市未來的出發點參與這次遊行，我們認同城市與國家之間必須溝通，但是我們認為學校體制有權力的象徵，殖民者透過這種空間設置去進行政治主體的塑造。」
八十後社會大學的年輕人雖然避談主權問題，但仍基於中共的管治制度，稱中國為殖民地政權。相對於這群八十後自稱為左翼，主張從城市主體出發進行區域溝通、奉去年底出版的《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為思想導師的「香港自治運動」群組，正是光譜的另一翼，被視為政治上極右、經濟極左。
留德博士、在新界長大的客家人陳雲，作為年初高舉「反蝗蟲論」旗幟的主倡者，近日發表兩篇文章，包括《香港人放棄中國人名號，不要做中國人》和《香港乃至中共都不可能有甚麼國民教育》。
主張香港人是中華文化和英國文化混血兒的陳雲，覺得香港有城邦自治的歷史和性格，並認為大陸全民都在規則不明的扭曲環境長大，是個病態社會，港人只要跟中國大陸進行利益交換的關係，不要有感情的依託和想像。他在文中說：「中共治下，不容聖人之教，聖王之史，國父之訓，烈士之德，如何奢談國民教育？至於香港，只適合推行城邦公民教育或文化歷史教育，待中國以邦聯及聯邦方式重建共和之和，再訂中華天下之教。」
陸港逐步融合一體化，至這兩年引爆衝突，面對著中國人的身份，香港社會思潮湃澎，社會論述也越趨豐富，但對國家的觀念，始終無法跳出政權的污水泥沼，尤其是對於推行國民教育科的問題。
彭志銘的「次文化堂」出版社上月出版了書籍《夾縫》，突出「九十後看中國」的現象，專訪了十六位香港九十後的身份認同態度。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也是受訪者之一，黃之鋒強調，汶川地震和六四等事件都體現港人的愛國心，但他也表示，現在中國和中共是分不開的。
這正是對國民教育科不信任的重要因由。同為九十後的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楊政賢也呼應港府撤回國民教育科的社會主流言論，但卻支持重新諮詢後，推出富有「在（本）地化特色」的國教科。他說：「我們不會否認香港人是中國下的公民，但必須強調中共並不等於中國，中國人的身份，並不只有一種。」楊政賢認為香港目前那麼多聲音反對港府推行國教科，除了因為他們有「潔癖心態」，要「遠離中共」外，最大問題源自於政府現行的教育課程。他說，目前即使通識科目包括「今日中國」，卻只提供一些像國民生產所得的事實性描述，完全無中國人群的體驗。「沒有談像一孩政策形成核心家庭的社會關係和文化現象，難免讓學生根本不明國情，產生疏離感。」
未理清中國與中共關係
楊政賢並批評教育局推出的國教科課程指引不但未能疏理清楚中共與中國的關係，更以培養「愛國感情」為旨，違反教育原則。
港府今年四月推出經修訂的「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儘管課程還包括德育及公民等部分，國情只佔五分之一，且強調校本原則，各校可自行決定內容，中小學分別都有三年的開啟期，繼續進行諮詢，卻由於國情部分要求校方以問卷方式評估中小學生的愛國程度，引起社會高度疑慮。譬如說，指引以工作紙舉出大量例子，其中有指：「為國家隊打氣是支持國家的表現，也體現出自己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並要求教師教導學生：「在國家取得成就時感到高興，也在國家陷入挫敗時感到沮喪，這是國民身份認同感的表現。」假如教師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須「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
對於這種愛國感情的要求，港人會問，假如在運動場上，出現香港隊與中國隊對壘的情況，學生為港隊打氣，希望港隊贏、中國隊輸，學生是否就是「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須「自我反省」？
香港大學歷史學者陸人龍說：「港府處理國民教育科的過程犯了極大的錯誤：任何國民教育都必須遠離並超越current politics（當今政治），認同某個政權，而且與任何意識形態或價值判斷掛?，便完全違反教育原意。」
陸人龍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指出很多港人雖然都反共，卻絕不代表不愛中國，因為黨國是兩回事。他痛批港府無視這個現實，如今卻將港人迫到認為國民教育科必定是黨國體制下的洗腦科目，成為難以收拾的殘局，這位專研共產黨歷史、長期反共的歷史學者強調，不能因為講世界公民，就否定國民教育的價值。「當然我們要反對陝隘的民族主義，但是尊重自己文化跟做世界公民，是沒有衝突的，我們還需要中國的保護，中國反帝國主義的任務像南海和釣島問題，還沒有完成！」
大陸媒體批反國民教育
北京繼《環球時報》日前發表社評，以強硬措辭指香港「必須」推行國民教育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八月六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以明顯溫和的語調，指香港年輕人對國情認知並不理想，特區政府推出國民教育正是為了彌補國情認知的缺失。文章並特別回應香港輿論廣泛流傳的「洗腦說」，香港資訊開放，而且學校和老師可以自己決定教材，難以對學生「洗腦」。
多個辦學團體已成立專責小組，準備自行研擬國教科的內容。曾經在大陸經歷文革後偷渡到港的港區全國政協劉夢熊認為，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必須認清一國兩制的背後精神。他說：「這涉及一個國家的兩套價值觀和治理歷史的態度，國家主席胡錦濤既然剛剛七一訪港時，才表示要以『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精神，在港落實一國兩制，推行國民教育科就同樣要尊重很多港人是愛國而不認同這政權的事實。」
劉夢熊表示，香港社會多元，「順得哥情失嫂意」，建議港府應先撤回目前的國教科課程指引，以當年草擬基本法的精神，組織廣泛吸納專家學者及不同代表人士的研究委員會，制訂一套課程內容大綱。他批評：「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在事件中黑白分明，都不自覺地陷入了誤區，或是愛國就要愛黨，或是不愛黨也不要愛國，社會的想法混淆不清，其實若說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在港推行國民教育科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須從更廣泛的諮詢工作做起。」
同時，也有不少熟悉中國的香港人認為：對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要一分為二，不能都只是看到負面，不能言中國只說六四，指出從更博大的歷史角度來看，也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愛國主義的成就，在韓戰與美國打成平手，在艱鉅的一九六四年自力更生的爆發原子彈成功，讓中國消除百年屈辱。中共建國後歷次的衛國戰爭，包括了中印之戰、中越之戰等，讓中國消除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建國之初所提出的平等主義的理想情懷，至今仍然有影響力。而近二三十年，則展示了它的自我糾錯功能，可以從「無產階級專政」走向「三個代表」，讓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在基礎建設方面，從高速公路到高鐵，都傲視全球，而中國五億多的網民，構建一個全球最大的網絡世界，並且肯定在將來中國的政治改革的巨變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但這樣巨大的變化，香港的一般市民了解多少？香港的新一代又了解多少？
港人對中國認識淺薄
一些學界人士指出：西方的學術界都對中國的發展有不少正面的評價，從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到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都對中國的發展有比較中肯的評價，而不是一面倒的謾罵。但關鍵是無論褒貶，今天香港的不少市民，卻是對中國只有非常淺薄的刻板印象，對一些基本事實也搞不清楚，並且也往往因為對中共的不滿，「禍延」中國的歷史，連中共以前的中國和中華民族歷史，都是「朦查查」（迷迷糊糊），在中國問題的了解上，往往遠遠落後於西方研究中國的大學生。
這次國民教育的風暴，暴露了香港的「去中國化」危機，也刺激香港人重新審視這城市的「中國論述」，以及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否可以讓危機成為轉機，主動推出香港人的國民教育的教材，搶回香港人對中國的詮釋權力，也尋回被政黨和政府所壟斷的「中國論述」。
因而對抗「去中國化」的逆流的主力，要靠香港的民間與大陸的民間結合。香港長期以來都是一個中國民間社會的庇護所。當中國大陸在風雨飄搖時，為保存中國文化命脈的新亞書院在香港成立，由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學者，挽中華文化狂瀾於既倒，在「花果飄零」中，在中國大陸歷經腥風血雨期間，他們不會否定自己「中國人」身份，反而是肩負復興中華文化的重擔，在一個殖民地的城市，在風雨如晦的困境中，延伸中華文化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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