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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風暴背後隱藏尖銳矛盾 ．張潔平、朱一心、黃立堅
| | 貴州甕安縣數萬人因女學生李樹芬離奇之死而聚會遊行，警民對峙，有人打、砸、燒政府和縣公安大樓。貴州當局試圖蓋棺論定，但官方報告疑點很多。事件背後蘊藏尖銳社會矛盾，治安惡化，貧富分化，民怨藉機發洩，當地政府試圖封鎖消息、應對失措而一發不可收拾。 |
這不是一場意外。六月二十八日，貴州甕安縣城數萬群眾因女學生李樹芬離奇之死而聚會遊行，警民對峙，有人打、砸、燒縣委、縣人民政府和縣公安機關大樓，成為今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群體性事件之一。七月一日深夜，在甕安縣城河邊置放多天的李樹芬遺體被拖回老家安葬，貴州省新聞辦也召開記者會公布「事件真相」，試圖蓋棺論定，但是官方報告疑點很多，甕安縣城內仍然非議不斷。儘管李樹芬之死撲朔迷離，但從一起「單純的事件」演變成為一場全國關注、胡錦濤批示的重大風暴，其原因不應像貴州官方那樣說的簡單（「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甚至是黑惡勢力人員直接插手參與的」），亞洲週刊記者深入甕安事件現場，發現事件背後其實蘊藏著尖銳的社會矛盾因素，種種民怨也就藉李樹芬之死開始尋找發洩的機會，各種傳聞漫天飛，最終在當地政府驕橫輕慢、應對失措下一發不可收拾。
李樹芬因何而死？官方屍檢結果認定是「溺水身亡」，但在六二八風暴發生前，甕安縣城傳言漫天飛：「李樹芬考試時不讓同學抄襲，被同學找人姦殺」「死者家屬上公安局尋求公道，叔父被人打死，嬸母被打傷……」「捉到嫌疑人，半天就把他們放了，兩男一女，裏面有縣委書記的親戚。」……信息公開是澄清傳聞的最好武器，但是甕安縣當局一開始就錯過了機會。而在六二八事件之後，面對蜂擁而來的各路記者，當局仍然試圖封城（外地人一度只許出不許進）、封網（一度斷開當地網絡鏈接，在網上刪除各種非官方的信息）、封通信（二十九日一度斷開手機對外聯繫）、封記者（嚴防記者，幾次把記者請離甕安），更令信息結構趨向負面，難以贏得民眾信任，尤其讓外界對中國在五一二四川大地震救災中樹立的良好形象一下子抹去，也讓外界更多猜疑。
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生的李樹芬是貴州省黔南州甕安縣第三中學初二學生，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一時許，被發現在西門河大堰橋溺水死亡。事發現場另有三人：李樹芬的女同學王嬌、磚廠工人陳光權、劉言超。家屬堅持認為：李樹芬死於謀殺，有可能是姦殺，王嬌、陳光權、劉言超有重大嫌疑。法醫屍檢報告做出結論：李樹芬係自殺溺水身亡；並在第一次屍檢開始之前，就將三個嫌疑人放行。
截然相反的結論令事件陷入僵局。李樹芬乾爹謝青發（網絡誤傳為謝新發）出面，向冰棺私人經營者盧小平租了一架可以保存屍體的冰棺，一百二十元一天一夜，就將屍體保存在案發現場，希望政府重新驗屍。而後，王嬌等三人的身份引來傳言：「縣裏後台很硬」「公安局有人」「縣長的親戚」……傳聞越傳越烈，更多的市民站到家屬這邊，指責政府偏袒勾結，釀成冤案。矛盾日漸升級，政府卻始終沒有出來做有效澄清，終於在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爆發，釀成甕安縣城數百人打、砸、燒縣委、縣人民政府和縣公安機關大樓，數萬群眾圍觀的嚴重群體性事件。
六月三十日，亞洲週刊記者抵達甕安縣城。在接近甕安的必經之路福泉市，當地出租車司機已經接到交警部門的通告，未經公司登記和批准，不允許搭載外地客人到甕安。
進入甕安縣城，氣氛逐漸蕭索。縣城內的主要街道入口，都有十數名手持擋盾的武警或警察站崗，路邊常見軍用貨車與武警車輛，甚至偶爾見到四川地震時的救災專用帳篷，供臨時調配過來的武警安營紮寨。到夜晚，甕安最繁華的步行街進駐大量武警，幾乎戒嚴，多半商店不開門，網吧關閉，偶爾開著的一兩家，也要求必須本地居民持本地網絡卡才能上網。
出租車司機王先生開車穿過一排武警列隊，笑了：「甕安這下治安好了，還從沒有這麼好過。」在六二八事件爆發之前，甕安縣就因為貧富分化、治安惡化、官商黑白勾結而民怨沸騰。
在甕安事件發生前，甕安縣已被中國政府內部列入甲等危情地區評估目錄，評價屬於典型因礦產資源和社會資源等分配不公，使社會生態和經濟生態，以及自然生態等嚴重失衡的地區。甕安礦產資源豐富。隨著一九九九年中國開始一系列礦權改革，縣內外民營資本大量進入甕安的礦產資源行業，甕安似乎迎來了巨大的財富機會，但隨之而來的礦權糾紛卻顯示出資源在分配過程中存在巨大黑洞，徇私舞弊、權錢交易等，使本來作為地方財富的礦產資源一下子成了一些有門路人士的私有財產。
突然繁華的礦區，官商之間的暗箱交易，虛浮的經濟裏蔓延著不問將來、只看當前的情緒，甕安變了，賭場開了，治安惡化，生活秩序卻退化了。以權力為依託的礦產資源盈利模式導致的貧富分化，把本地百姓排斥在礦產資源的主要收益之外，百姓卻要承擔環保、治安、物價、就業等危機，加劇了當地民眾與政府的矛盾。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普遍的反感和質疑。
在甕安採訪兩天，我們被警方「護送離開」兩次。地方政府官員在記者採訪李樹芬小姨羅新菊，以及深夜探訪死者老家時，上前微笑阻撓：「我們歡迎記者採訪，但是一定要先去我們省委宣傳部門登記，尤其是境外媒體，要先去外宣部門登記。」顯然，這是違反奧運期間對境外媒體採訪承諾的。玉華鄉派出所所長對此的解釋是：這是上面的要求，我們也是工作，請你們配合。警車開路，一直送出甕安才罷休。遇上如此干預的，不止我們一家媒體。
李樹芬案至今撲朔迷離、疑點重重，與政府的干預與不明朗的運作機制直接相關。在我們的採訪中，各種假設合理但缺乏證據的傳聞無處不在，對官方的質疑和不信任比比皆是。
七月一日早上八點左右，李樹芬冰棺附近已經圍聚了一百多名群眾。他們聽說是香港來的記者，馬上圍上來，爭著講述這一個星期甕安的故事。「香港來的記者有用，我們和本地的報紙講都沒有用，他們都是官官相護。」
在場有老人、中年、青年、小孩，有穿襯衫的，穿背心的，穿皮鞋的，穿拖鞋的。講話的人紛紛雜雜，你一句我一句。有些人面帶怒色，神情激動；也有些人，是看熱鬧的神情，邊講邊笑。
「我們都是與死者無親無故的甕安人，出於同情，自發來這裏守護冰棺。」
「屍體明明是李樹芬的叔叔半夜撈上來的，消防隊二十二日凌晨天亮後才到，但外面的大廣播卻硬要說屍體是消防隊撈上來的。」
「屍體身上都有傷，脖子有掐過的痕跡。出事那天，附近還有農民聽到喊救命。」
「這裏就是強姦的現場，原來是有血跡的，公安來後就把現場毀滅了。」
非常刺激、非常傳奇、非常富有新聞性的故事。只是問一句：你們誰親眼看到屍體撈上來？叔叔被打傷？強姦現場的血跡？驗屍挖走內臟？一時間便沒有人說話。
最前面的張女士笑了，說：「我們也都是聽說，沒有看見。」「不過當官的都壞，公安局長的兒子殺人就不犯法！」她又補充一句。
離開的時候，十幾個群眾和記者一起沿著西門河沿走了一百多米，直到記者坐上的士離去。「你們要小心，趕快離開甕安。這些人壞，不要遭報復。」
老百姓未必能明辨是非，但他們的願望其實並不奢侈。不止一位出租車司機對記者說：「李樹芬的事情只是導火索。很多人不知道真相。但是甕安這些年民憤太大。現在是因為有幾千個武警在這裏，才有這種安靜，如果他們不在，老百姓遲早會再有行動。」
李樹芬之死是家長或民間的說法可信，還是官方一份粗糙的屍檢報告更可信？真相還沒有水落石出，可是有人已經等不及了。
七月一日晚七時四十五分，貴州省政府新聞辦、省公安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貴陽舉行甕安六二八嚴重打砸搶燒突發性事件新聞發布會。在第一次全面解答外界疑問，解釋事件來龍去脈之外，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也告知了對李樹芬遺體的處理辦法：「七月一日，經反覆向死者家屬做耐心細緻的解釋，其所有家屬同意安葬，但要求下葬前再做一次屍體檢驗。現已決定，當晚遺體解凍後，貴州省、州、縣公檢法部門法醫將對遺體進行聯合複檢。」
七月一日晚上二十二點，西門河大堰橋，停放十日之久的李樹芬冰棺，按照貴州當地風俗，在兩聲禮砲鳴響之後、數百名武警、警車與政府車輛護送下，由一輛小型貨車接走，向西面駛去。上千名群眾圍觀。
但是，這列車隊的目的地，既不是公安局法醫中心，也不是省州市縣或任何一處的法醫鑑定中心，而是玉華鄉雷文村泥坪組，李樹芬的老家。據《財經》雜誌消息，此前，貴州省調查組刑偵、法醫人員已經就地摘取李樹芬的主要鑑定器官樣本，以備進一步檢驗。
那麼，屍體不再整體檢驗而直接「入土為安」？
二十二點四十分，約二十輛轎車、越野和小型貨車組成的車隊到達玉華鄉玉華小學，向深處的雷文村駛去。亞洲週刊記者沿車隊的方向跟上。
由甕安縣城往玉華鄉，是上行轉下行的盤山公路，雖然路窄，但水泥路面行駛順暢，二十分鐘左右就可進入玉華鄉中心區。但雷文村泥坪組在玉華鄉的最深處，沒有水泥路面，土石山路崎嶇難行，且夜黑不見五指，車行至少一小時才能到達。
李樹芬的父母就生活在這裏，四年前，李樹芬也是從這裏離開家，到甕安縣城租房子，和哥哥開始了縣裏的學生生活。十七歲的她，如今要以這樣的方式回家，是誰也想不到的。
凌晨十二點半左右，在靠近泥坪組的山路上，記者先後遇到了反向開回的七輛車牌為「貴J2」開頭的越野車，和一輛小型貨車。「貴J2」是甕安縣政府的車牌。而後一輛小型貨車，正是從西門河拉走冰棺的那輛車。一路跟著的「冰棺老板」盧小平告訴我們，屍身已經放下了，冰棺隨貨車撤回。
凌晨一點，在漫漫漆黑的山路裏，終於看到前面點點燈光。那裏就是雷文村泥坪組，李樹芬的老家。向燈光走去，遠遠地就可以看到棺木。普通棺木，長長的，蓋著厚厚的白色不透明塑料布，停在院子裏。這就是李樹芬家的院子，院後一個大屋，都坐滿了人。棺木旁邊的地上，也鋪著凸起的不透明塑料布。天上正下雨，雨水嘩啦啦滴上，又流下。院子裏的人告訴記者，原來這才是屍骨！
冰棺撤走後，屍體並未抬入棺木，而是放在旁邊地下。明天還會做最後一次屍檢嗎？冰凍十天後解凍的屍身，一個雨夜之後，屍檢，還可能嗎？
院子裏的人說：你是記者吧，明天一早我們就會屍檢的。定睛一看，來賓自我介紹，才看清，院子裏坐著的近二十個人，幾乎都是政府領導。玉華鄉鄉長、黨委書記、政法委書記、派出所所長等等，用女政法委書記的話就是：「都到齊了。」領導說：「我們鄉裏這麼大的事，必須要在場嘛。一是表個態，二也是要穩定秩序。」
沒有機會等到第二天早上，在現場停留約半小時後，當地警方即護送我們一行離開雷文村。
七月一日政府的新聞發布會是這樣描述李樹芬死亡經過的：「劉見李樹芬心情平靜下來，便開始在橋上做俯臥撐。當劉做到第三個俯臥撐的時候，聽到李樹芬大聲說『我走了』，便跳下河中……」這個不清不楚的自殺過程幾乎是單方面採信嫌犯口供而沒有其他佐證，也沒有讓死者家屬出席發布會，而「半夜在橋頭做俯臥撐」的細節更被全國老百姓冷嘲熱諷，「俯臥撐」也因此成為當下最熱門的網絡用語。
至於民間流傳的謀殺版本，各種各樣，有說姦殺，有說報仇，有說感情糾紛，都無法提供準確證據。同樣地，政府版本也不行。沒有人能找得到王嬌、陳光權、劉言超這三個最最關鍵的在場當事人。所有人都說，他們失蹤了。
一度失蹤的，還包括李樹芬的父親、母親及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哥哥李樹勇，以及叔叔李秀忠、房東劉學金等。
李秀忠在消失五天後，最終在醫院露面，對官方媒體說自己被不明人士打傷，與警方沒關係，並說：「我認為事態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擴大和利用了……」
李秀忠這個非常「主流的表態」讓人懷疑是言不由衷。信息不公開，程序不正義，讓政府的行為始終受到懷疑，讓人慨嘆當地政府仍未在事件中汲取教訓。事實上，甕安事件在六月二十八日達到頂峰，已經超越李樹芬之死。在當地社會矛盾尖銳、公權力信譽低下的情況下，任何涉及民生民權的事件，都有可能形成極端民意的集體爆發；任何關於政府的負面傳聞都可以釀成一場大風暴，無論李樹芬是自殺，還是他殺、姦殺，也無論李樹芬是否真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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