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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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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眼中的香港一九四九 ．謝曉陽、朱一心
| | 一九四九香港風起雲湧。大量撤至香港的國軍殘部，挾江浙紡織工業南下的創業者、生意人及地主，懷抱理想的文藝青年，還有左翼文化活動分子，以及眼看這一切的香港華人及英國人，均見證一九四九激盪的歲月，改變了自己的生命軌跡，日後為這城市帶來深遠影響。一九四九，是每一個目擊者所不能忘記的。 |
劉以鬯
南來作家，融合西方意識流文學和五四新文學，改變香港文學史。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那天是我的農曆生日。當時北方已有戰事，我在上海開的懷正書局經營上遇到困難，很多書店關門。那時我有一個堂姐在香港，便想到來香港，再透過香港向海外推廣書籍發行業務。那時美鈔比較穩定，我還換了一些美鈔夾在書裡帶來香港。但沒有想到，一住就數十年，到八十年代，才回了一次上海。
當時，《星島晚報》副刊《星座》有一個欄目，可刊登大約二千字的短篇小說，我就投去了，沒想到，一投就登出來了。那時候很多南來文人像徐訏、南宮博等，大都以寫稿來賺取生活費，一個月的稿費，基本上可以支持一個月的生活開支。一些南來作家不僅帶來新文學的寫作方法，甚至打破了部分報章本來不接受外稿的作業方式，對香港文壇產生不少影響。而香港本地作家，以寫通俗言情小說為主，像三蘇，當時也非常受歡迎。後來，我開始主編《香港時報》副刊版，在香港寫作。（謝曉陽）■
李龍鑣
來自大地主家族，為避共舉家來港，在自由空間裏重振生意網絡。
我們家在廣東汕頭是大地主，國共爆發內戰後，我們知道共產黨將會奪得政權，便決定全家移居香港。四九年六月，父親死在泰國，我和母親從汕頭坐飛機來港，那時我才十六歲，機場就是昔日香港的啟德機場，非常簡陋。
到香港後，我在高主教中學唸書，還記得當時的街道上，包括港島的文咸東街、九龍的上海街及九龍城等，都看到很多斷手殘腳的國軍傷兵，睡在「騎樓底」，真是很可憐。那時他們雖沒地方睡，但還是不用捱餓的，政府及民間都有慈善團體派米給他們。
那年，我們在九龍城開了一家「天星製衣廠」，產品主要運往中東、非洲及西印度洋等地，生意還不錯。
韓戰爆發，對我們也沒影響。最記得當時的工人很勤奮，天天加班也不埋怨，我們請的大多是潮州人，同聲同氣。我想，若不是來了香港，在這裏有自由的空間做小生意，我們一家人在大陸的政治運動中，也許活不到今天。（謝曉陽）■
林偉幹
中共地下黨員，在左右爭鬥中隱藏身份，積極宣傳愛國精神。
我今年八十八歲，原是中山五桂山人，一九四三年加入共產黨，在廣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的游擊戰中負責財務。四四年十二月，頸部被子彈穿過，由東江縱隊的地下黨員送我到香港的東南醫院醫治，和香港的地下黨接頭，當時是單線聯絡，和我聯絡的人姓陳。病好後，在加拿大的父親給我一筆錢，我就在香港軒尼詩道開了一家商店。不久，一群中山同鄉來探我，大家都是同情共產黨和游擊隊的人，便一起組成「中山青年聯誼會」，我是幕後領導，不出面。
解放後，受陳的指示，我出面組織了「聯青歌詠團」，唱愛國歌曲。當時地下黨的身份都保密。廣州解放前夕，我坐地下黨交通船到惠州，參加廣東支前司令部，我做財政部科長，不久就遇上解放廣州，國民黨走人，後來又派我出任珠江地委的財政政治部長，管中山及順德一帶。開放改革後我前往香港粵海公司做進口部經理，六十六歲時退休。（謝曉陽）■
韋基舜
香港本地成長華人精英，見證上海帶來的衝擊與共產黨的文化活動。
我父親是越南華商，後來在香港開藥廠。四九年時，我十六歲，在華仁中學唸書，家住跑馬地。還記得從四八年底開始，國共內戰非常激烈，已有大量移民南下香港，我的印象中，能夠來的，不少都是有錢人。像一些上海商人，他們就帶著金條來。
我那時也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名上海來的女孩子，還常陪她到銅鑼灣、北角一帶新開的上海菜館吃鍋貼。有時候，我們也會到山頂「西人區」的牛奶公司飲冰和吃三文治。當時牛奶公司的餐牌都是英文的。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政後，那位女朋友的家人便以為大陸和平穩定了，帶她回去，從此，我們都沒再見過了。
當時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頻繁，多以工會、歌詠團、讀書會等形式出現。我當時讀英文學校，沒有參加那些讀馬列書籍的讀書會，參加的多數是唸中文中學的同學，還記得有一些讀書會在灣仔舊樓的天台，當時各幢樓的天台是打通的，開會前虛張聲勢，就有警察來趕，學生就從天台離去。（謝曉陽）■
萬榮勝
新界原居民，四九年港人對百萬難民開放及接納，至今以此為傲。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新界，鄉村都是稻田，圍村依山而建，山間寧靜，渺無炊煙。我在粉嶺平輋村的生活在四九年前後並沒兩樣。有一天，我正下田，隨意看看四野，突然感到山上不同了，怎麼多了一些帳篷及木棚屋，還有炊煙；他們就是我到石湖墟（新界一個大市集）賣米時人家說的中國變色的逃亡者嗎？我當時沒想什麼，一樣的種稻米，一樣的田埂。後來木棚越搭越多，他們不偷不搶，搭間屋住就由得他吧！我們的穀也偷不動，不打穀哪有米！
我是新界平輋村第二十四代原居民，家族在平輋已五百年，世代務農。記憶中的四九年，家裏不常吃到白米，也常吃蕃薯，所以也很了解南來人的憂患。我在新界的耕種日子越來越艱辛，五六年我只好到英國唐人街餐館打工，現時我在英國已有自己的餐館，退休後每年回港短住。
我仍以一九四九那段日子為榮，香港人很開放，沒抗拒這些人，既來了就讓他們在這裏生活。（朱一心）■
唐翔千
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之父，在港延伸江浙紡織工藝及上海傳統人脈。
若不是一九四九，上海解放，我就不會來到香港。五零年我從美國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江浙一帶的工廠不少已關閉或重組（直到五三年進行民族資本家改造），與雙親商量後，我改變回國的決定，轉到香港；初來時我在銀行任職，心裏卻懷抱唐家無錫布莊五代相傳的傳統理念──實業興國利民。
在港工作三年後，我存下第一筆錢，匯合一班朋友，重拾家族紡織實業，辦了一家小工廠。第一次合作未幾便拆夥，不過，我骨子裏是個開創者，未幾又與安子介及周文軒等，創辦一家有二百台紡織機的中型紡織廠，經歷十八年，終於創立自己的紡織加工廠──半島針織廠有限公司，結合紡織染製衣整套生產線。之後我嘗試引入及改良棉花，並主動改用中國原材料。我感到不少四九年南來的創業者有一份與現代人不一樣的精神，就是堅持「實業救國」。走到八十年代，為適應潮流，我再創辦電子工業美維集團，經二十年的努力，集團現已進入高端科技的行列。（朱一心）■
朱文璞
四九南下國軍，來港入住調景嶺難民營，後衝出調景嶺赤手打拚。
六十年前我的名字並非朱文璞，我是來港後改名換姓的，至今我仍不想披露真名。我曾是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十六歲參加太湖抗日游擊戰，一九四二年又以學生身份參加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隨孫立人將軍抵達緬甸，後撤往印度蘭姆珈基地整訓。當年跟隨孫立人將軍的國軍，今天都已老去，我也住進護老院。
我於四六年本已退役，四八年又被徵召入反共青年救國軍，而後遭到解放軍全面的清剿，上海市政府原新四軍的有關領導念及太湖抗日游擊戰的情誼，遂替我們共五十人辦理赴港證件，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伺伏，等待機會，五零年隻身坐火車來港。
到港後跟隨戰友入住調景嶺營，在那裏雖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隨處飄揚，但部隊的建制和番號已經完全混亂。為了生存自救，我不願依賴救濟，遂選擇離開調景嶺，雖然不懂廣東話，但在部隊學會駕駛，獲得香港啟德機場運輸沙石的泥頭車司機工作，開始在香港落地生根。（朱一心）■
Mark Williams
香港土生土長英國人，來自中國海關高級公務員家庭。
六十年過去，我仍感到一九四九年那份不安埋藏心底，在我歡愉的童年裏留下了斷肢的難民的身影。在那動盪的年代，我每天都愛在半島酒店對面的YMCA籃球場打球，但擦身而過的大人都在談論國共戰況。我和母親走進電影院看唐老鴨動畫，開場前仍是戰爭新聞，眼前共軍已追到一處山邊，開槍和追截……
我是香港出生長大的英國人，父親Leonard Williams是中國海關（前稱大清皇家海關，一九一二年改為中國海關，實由英法美三國派員合管，二九年後職權擴充至海關及郵政管理）的高層，父親的海關船曾與走私者駁火，開了一百八十七槍，獲得英國政府頒授英勇勳章。五零年中華民國政府把中國海關取消，結束一百二十年的中國海關，父親也因此失業。
我心裏的香港是個獨特的地方，大家在這裏最終感到生活很安全。一九四九，那年許多人都在談論中國打來了，但最後很多人都沒離開，像我父母，最後都選擇了香港。（朱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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