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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民社會須風雨同路 ．謝曉陽
| | 面對二十三條草案，澳門社會不同意見缺乏橫向溝通，公民社會的力量恐逐漸萎謝。 |
謝曉陽﹕澳門長大。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明研究院碩士、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博士班學生。亞洲週刊編輯。
在二十三條面前，我感覺部分澳門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在MSN上，我一位中學同學說：「我都反對二十三條啊！但反對都無用！」坐計程車往港澳碼頭的路上，司機大哥也說：「大部分團體都走出來支持二十三條，我們一、二個人的聲音，沒有用的。」面對澳門二十三條諮詢文件，如果人人都把想法藏起來，個個不敢張揚，或是覺得講出來後也沒啥用，又或是，私下講可以，公開表達就更免了……如果是這樣，那麼，澳門那株細細的、剛剛萌芽的公民社會幼苗，就很容易萎謝。
去年「五一」後，亞洲週刊出了一個《澳門民怨爆發，暗藏七大危機》的專題，同時，我也寫了一篇《澳門主體性在萌芽滋長》的小文，認為儘管當時澳門危機四伏，但同時，在文化保育、傳媒開放等方面，澳門的民間力量正在增長，並有助澳門人尋回匿藏已久的主體性，也有助公民社會的建構。然而，《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像一陣烈風，給了這株公民社會初芽重重一擊。
公民社會要健康成長，其中要素，是擁有一個言論開放的空間，在這裏，社會不同的聲音可以自由發言，彼此尊重和保護，就像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不贊同你的意見，但我誓死保護你講話的權利。」接著，不同的團體和團體，團體和個人，或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可以就著不同的議題合作，風雨同路，團結成一股足以跟政治權力抗衡的力量，促使其修正或改變。
但這段時間，當談到二十三條時，我看到的澳門，像似一個垂直的社會，缺乏橫向連結，不僅看不到一個言論開放的空間（很多文章已提，這裏不贅言），更遺憾的是，不同社團和個人之間，都彷彿成了一個個孤島，不同意見者，或意見相近但不熟悉者，均怯於公開交換意見，不交換意見，又如何知道別人的想法，不知道別人的想法，又如何認出志同道合的人？因此，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只能跟自己對話，或是跟相近的人傾談，他們互相疏離，各自都有對二十三條的看法，卻都不相互連結，公民社會的力量氣若游絲。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諮詢案推出以來，粗略劃分，澳門民間上有三種可聽得到的聲音，一是完全支持立法，像街總、工聯、婦聯等被視為親政府的傳統社團，二是溫和改革派，他們主張修改條文，像由兩名立法會議員吳國昌、區錦新主導的新澳門學社，以及成立不到三個月，主要成員為大學老師的公民力量，第三種是完全反對立法的聲音，像曾經發動多次遊行的民主起動。
如果在一片健康的土壤上，以上這三種聲音當然可以，也應該同時存在，相互叫板之餘，也交流對話。然而，在澳門，情況很特殊，當他們討論到二十三條的時候，對象非常窄，像一面倒支持立法的傳統社團，他們和政府走得最近，雖然出席多場官辦的諮詢大會，但最終目的只有一個：表態支持。這些傳統社團極少邀請提出修改意見的團體進行對話，更不會跟反對立法的人同台。當然，這並不叫人太失望，因為早知如此。叫人憂心的是，一些抱持「反正都反對不了，策略上提出修改意見」的溫和派朋友之間，以及他們跟一些鮮明反對立法的團體之間，也近乎沒有公開交集。
例一：十一月二十三日，民主起動辦了一場反對二十三條的遊行，參加者不到八十人。澳門對二十三條有異議的肯定高出這個數字，為什麼遊行的人又如此零落？一些朋友說，當日發起遊行的民主起動組織者利建潤有「澳門長毛」之稱，但他的形象太「突出」，部分溫和派不希望跟他走在一起，以免被當局記入「反對立法」檔案。於是，一些對草案不滿的人，也遠離街頭。遠離街頭的除了溫和派，還有本文一開始提到的中學同學和那位司機大哥，當然，還有一個個散落在澳門不同角落的市民。也許，他們心裏都有一些想法，然而，他們同樣選擇了以沉默去面對二十三條。
例二：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澳門學社辦了一個有關二十三條的討論會，儘管邀請了不同意見立場人士出席，包括政府官員和民間評論員，以及香港立法會議員及學者，然而，現場除了香港講者及主辦單位代表之外，沒有任何一位本地論者出席。在現場，幾乎一面倒對二十三條質疑的聲音，支持立法的聲音也沒有出現。這種團體與團體之間，或是團體和個人劃清界線的做法，是政治高壓的結果，也是內心那個叫「恐懼」的魔鬼在作祟。
擱筆前，想起去年香港保育人士金佩瑋創作的歌曲《誰說》：「……來挽我手走上征途，同行何懼怕風正高？決不會再等敵人憐憫，難做到更要做到！」支持立法的朋友，主張修法的朋友，反對立法的朋友，還有澳門長大在香港工作的朋友，香港長大在澳門工作的朋友，以及關心澳門的香港朋友，在二十三條面前，大家之間的距離，真的有那麼遠嗎？■
siaoyang2@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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