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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無法改變的現狀 ．林沛理
| | 我們需要的，正是徹底而激進的改革，把港人從地產商「現狀的極權」中拯救出來。 |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特首曾蔭權在電視直播的政改辯論中，三番四次、窮追不捨地指責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激進」；彷佛只要把他的對手打成「激進分子」(radical)，甚至「極端分子」(extremist)，市民便會當她和她的盟友如洪水猛獸般避之則吉。
激進主義(radicalism)一詞來自拉丁語「radix」，意思是「根部」。當權者、統治階層和現狀的既得利益者對激進主義又怕又恨，因為它意味著「根本的改變」(change at the root)，直接威脅他們在現行制度下享有的權力和利益。為得到群眾的支持，他們會將激進分子描繪成社會的公敵(public enemy)，或至少是令人感到厭倦的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就像舢舨上一個冥頑不靈的孩子，故意把船弄得搖搖晃晃，使得船上的人有跌落河的危險。
問題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正是一種徹底、全面而激進的社會改革，把香港人從所謂「現狀的極權」(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中釋放和拯救出來。「現狀的極權」一詞為世人熟悉，多得二零零六年以九十四歲高齡辭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又譯佛利民）。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寫過一本以此為題的書，鞭撻大政府自我膨脹和自我延續的本質。他認為，只要政府的建議一旦成為政策，自然會落地生根，理所當然地成為現狀和建制的一部分，沒有人夠膽質疑。
可是今日香港人所面對的「現狀的極權」，卻不是指政府對我們的生活管得越來越巨細無遺和無孔不入；而是指在現行制度下，大多數人被少數的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剝削、操縱和勞役。這種制度的最大功能，是對現狀進行永無休止的鞏固和複製；並且製造一種錯覺，叫人相信現狀是無法——也不應該——一下子改變的。任何改變必須以隨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否則整個社會——不只是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沉默的大多數接受或至少默許了這套論述，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提出這套論述的政府擁有管治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而他們的思想經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無所不用其極的操縱，也會產生一種「維持現狀符合社會最大利益」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另一方面，這也是人性使然：人天生有一種抗拒改變的「惰性思維」(intellectual inertia)，變是需要理由的，不變是不需要理由的。這使得他們成為對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非常有用的傻子(useful idiots)——他們以任勞任怨和逆來順受去維護一個把他們剝削到極致的制度。
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要在這裏鼓吹讀者上街革命。我只是覺得，如果曾蔭權的管治班子真關心香港前途，以及香港市民福祉，他們要擔憂的就不會是激進派怎樣試圖改變現狀，而是激進派無法改變的現狀會怎樣進一步分化香港、窒息它的發展和拖垮它的競爭力。香港的現狀是什麼？那就是地產商對整個社會的資源、財富、積極性、創造力和競爭力的吞噬和消耗，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如果我要妖魔化地產商，我會說他們是吸血殭屍；但實情是作為社會的大患(menace to society)，地產商遠較吸血殭屍恐怖和難以對付：吸血殭屍是人民的公敵，政府不惜調動大量社會資源要除之而後快。地產商卻是我們的主人，他們不僅是建制和現狀的一部分，他們根本就是建制和現狀(They are not just part of the status quo; they are the status quo)。
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
一國兩制的一個基本前提，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回歸後五十年保持不變。於是，保護地產商以及他們在建制和現狀中扮演的角色和獲分配的利益，也就成為特區政府不用言明也無需言明的基本職責；更何況特區政府一直堅持高地價政策，它與地產商的利益根本就是一致。從這個角度看，要特區政府有效監管地產市場是緣木求魚。正如崇尚小政府的前美國總統列根(里根、雷根，Ronald Reagan)所言，在這件事情上，政府不可能解決到我們的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的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perrylam@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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