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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首屆華語紀錄片獎最佳長片《我雖死去》導演胡杰
反省文革我們還沒走出陰影 ．張潔平
| | 獨立紀錄片導演胡杰追訪文革中第一個被學生打死的校長的故事，還原那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但當年參與打人的學生沒人願意面對鏡頭，向受害者道歉。反思文革仍是禁忌，中國人遠未走出歷史的巨大陰影。 |
許多人知道胡杰這個名字，是從林昭開始的。
二零零四年，胡杰導演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悄然在中國各個高校、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中流傳。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大學，那個中文系才女，那個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用鮮血寫成二十餘萬字文章，「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的剛烈女子，那個在青春年華被秘密槍決的瘦弱姑娘——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態，走進五十年後的現實，震撼了千萬個心靈。
胡杰鏡頭下的林昭打動了許多人，也包括年逾八旬的王晶堯老先生。
王晶堯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近代史的學者，他的妻子卞仲耘曾是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文革開始時被毆打折磨致死，是北京市第一個被打死的校長。
得知妻子死訊的第二天，王晶堯買了一架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拍下妻子遍體鱗傷的正面遺體。他還保存下了妻子被打死時身上所有的東西，包括被血浸透的襯衫、褲子、背包、背包裏的無產階級學習材料。
他記錄歷史的深切意識打動了胡杰，胡杰拍攝林昭的態度也打動了他。
在林昭之後，胡杰再一次讓鏡頭聚焦文革，他給卞仲耘和王晶堯的故事起名叫《我雖死去》。王晶堯老人在鏡頭前，一點一點地講述家庭的災難，從箱子裏拿出四十多年從沒有打開過的包裹，展開已經變黑、發硬的血衣。老人時常沉默，眼裏含淚，鏡頭靜靜地對著。這一次，胡杰的拍攝，鏡頭更冷，血更熱。
零八年一月十二日，《我雖死去》獲香港舉辦的首屆華語紀錄片獎最佳長片獎。胡杰的得獎感言只有一句話：「我希望這樣的災難，不要再在中國重演。」以下是胡杰專訪的摘要：
你拍攝的故事對自己在文革年代的經歷，會不會促成什麼反省？
其實，如果讓我回憶我的文革，那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狀態。我是六六年上小學，七六年高中畢業，這十年剛好是我上學的十年。應該說小學六年級前就幾乎沒有上過學，天天玩，什麼玩的都玩過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樹，偷東西，打架。你要想想，那個少年時代是非常有意思的，到了中學，基礎也很差，就是喜歡畫畫，喜歡看一點書。文革的記憶有很多種，看武鬥看得心驚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真是害怕，但是畢竟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沒有自己家裏有親人死去的那種疼痛。很多東西還是我後來通過拍攝，通過一個一個人的採訪，才慢慢明白了那個歷史究竟是怎麼回事。
看《我雖死去》時，很震撼的一點是當年動手打死老師的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女。但大陸年輕人現在還不知道有這回事，這不是很悲哀嗎？
打死人那是太多了，如果把萬分之一，或者十萬分之一的故事拍成紀錄片，都很震撼了。從另外一個角度想，猶太人遭受了納粹那樣的屠殺以後，他們留下了大量的紀錄片、文學作品和影片。他們死了六百萬人，從反右到文革這十來年，我們要比他們多很多倍，但是我們沒有把這些留下來。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人要做這個工作的，起碼是對歷史的反思吧。文革是充滿了非常複雜的因素的，打死人的人很多是懷著革命的熱情和理想。沒有一個知識系統告訴他們，這樣的理想，可能就是犯罪。他們只知道太陽最紅最暖，但是他們不知道，除了太陽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支撑這個世界。現在在中國大陸有一個非常壯觀的場面，每天早上、晚上，六十多歲的退休工人，他們都聚集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唱得那麼熱情。我就在想，那個時代他們都是參與者，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沒有別的東西來幫助他們認識、理解自己走過的這一段理想的道路。他們也不會唱別的歌，他們沒有另外一個認識體系和知識體系，來反思自己這樣的做法。
你有聯繫到當時參與打人的學生嗎？
有，聯繫到十幾個人。我自己聯繫，王老先生也聯繫，我還找朋友去聯繫，他們都不接受採訪。這也是我覺得這個片子缺憾的地方，沒有學生在回憶當中進行見證。沒有學生對那樣一個歷史有一個反省。這是我想到而沒有實現的想法。原本我想，肯定我能找到一個學生，陳述她目擊的事實，如果哪個學生參與了打人，哪怕打了一棒子、踢了一腳，她能够站在鏡頭前，對自己的行為道歉。但是我沒有找到這樣的一個人。
他們用什麼方式回絕呢？
比如說，這個事兒已經很遠了，我們記不清楚了，這是一種。第二種，我們工作很忙，身體也不好。後來我編出片子的第一版，編完後請別人帶給他們看，我想讓他們感動以後讓他們說。他們後來回應我，片子我看了，一天晚上都沒睡著覺，非常難過，但是我想了半天，還是不能接受你採訪。這裏面我覺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情關係。這些人都是同學，都在一個城市裏，說什麼呢？
還有一個當年給王老寫匿名信支持卞仲耘的人，她跟你說了很多，但最後說現在還不是時候公開，沒能拍出來，是嗎？
對，那個老師呢，我覺得她是很勇敢的一個人。她現在不願說我特別明白，因為她的學生今天可能都是領導。她說，打死人的那天，她去了被打的另外一個校長胡志濤那裏，她也被打得遍體鱗傷。她當天晚上用左手給王晶堯寫了一封匿名信，出於良知，她要告訴她知道的和看到的這些情況，她覺得不應該這樣做。你想想看，她那時候敢冒著紅衛兵這樣的勢頭去做這一件事，但她現在卻不敢說話。
你覺得遺憾嗎？
不，我不遺憾。我覺得這是紀錄片應該記錄的一件事情。我覺得我們還沒有走出這個陰影。
在影片中間，你為何特別提到王晶堯年輕時的革命理想？
我是想表達，他也曾經是一個青年人，而且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想當一個職業的革命家。這些人，多年後，他們卻被他們的同樣想當職業革命家的後代給消滅了。我們的歷史沒有走出革命這個怪圈。革命要革到哪一天，我覺得這本身也需要反思，我們的制度需要不需要別的方式。第二點，這個人他曾經受到的教育是這樣：什麼樣叫好生活，羅斯福的話，「免於恐懼的自由」。那是那個時代的口號啊，是能和德國、日本法西斯抗衡的，統一起一股力量的口號。這個口號現在聽來，反而變成了奢侈品。這是為什麼呢？我是想展示兩代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在某個空間，錯位了。老先生自己說，生於夢想，死於夢想。我自己理解，生於什麼夢想呢？追求民族的自由、民主、獨立。而現在呢，敢於把歷史真相說出來，其實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繼續。
官方會怎麼對待你這樣的紀錄片，有什麼約束嗎？
這叫民間紀錄片，他們不好限定。中國人紅白喜事的錄像也是民間紀錄片，很多電視台也搞DV比賽，這些你肯定不能禁止。但像《我雖死去》這樣的片子，應叫家庭錄像。其實中國的導演都有尺度，他們都知道哪些題材不要碰，即使去碰，怎樣去打一個擦邊球。這種自我的約束，可能比警察約束還有效。
我要說一個非常現實的事情，就是從沒有警察找過我麻煩。我拍片的時候，沒有一個警察說，你不能拍，或是把你的東西沒收，我沒有遇到過。但是，所有人都以為我做的事是危險的，我也以為是危險，但危險到什麼程度，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東西收了，把你關幾年，最多就是這樣。但是，沒有發生過，這是時代的進步。作為一個政府，我覺得應該用更寬廣的胸懷去面對這件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來做保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藏胡杰的紀錄片作品，有需要者可前往購買或致電查詢：00852—2609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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