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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遺忘症 ．許知遠
| | 對六四的集體遺忘是一種普遍性的道德愚蠢，來自於潛在恐懼與習慣性的投機心理。 |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祖國的陌生人》（中信出版社）。
大約二十年前，尚藏身在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回憶起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對他的衝擊。他是新中國的大學生，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甚至覺得對於自由思想的批判，並非全無道理。令他費解的是，共產黨組織為何要用如此殘酷的手段對待知識分子？他的困惑引起了年長他一代朋友的善意又無奈的嘲笑——他太不懂得歷史了。早在四二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共產黨就採用了同樣的手段來對付知識分子。他們自我檢討、相互揭發，因為一點點不同意見被羞辱、被砍頭。年輕的方勵之發現，自己對這十五年前的往事幾乎一無所知。
到了七零年，已成為物理教師的方勵之發現自己有資格來嘲笑新一代人的無知了。那些在文革初期對黨表現出無限忠誠的學生們發現，自己又成了被批鬥與整肅的對象，他們被下放鄉村與廠礦，很多死於其中。這些學生對於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幾乎一無所知。
又一代人成長起來了，當天安門廣場的青年知識分子吸引了整個世界的關注，並為自己的熱忱與勇氣所感動時，他們很少知道魏京生是誰，也不清楚，西單民主牆一代早在十年前就喊出了同樣的主張。
「……『遺忘歷史的技術』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重要工具……」方勵之在這篇名為《中國的失憶》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此刻，整個世界仍驚顫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殘酷，而中國社會陷入了普遍的恐懼與絕望，歷史的猙獰再度戲弄了一代人的純真。
但與之前的所有事件不同，這一悲劇被無數的攝影機鏡頭與見證者記錄下來。躲在美國使館中的方勵之還被請求為其中的兩本書題寫書名。
也是這浩瀚的記錄令他感到安慰，歷史的真相再難以被掩蓋，因此天安門悲劇也很難再被遺忘，而這種記憶正是中國進步的前提。
歷史再度嘲弄了方勵之，他二十年前的樂觀顯然為時過早。「可是，如果不派軍隊鎮壓，中國就會陷入內戰，如果這些學生當權，那中國只會變得更糟」，在倫敦滑鐵盧地鐵站附近一間酒吧裏，一位外貌甜美的姑娘睜大眼睛對我說。她今年二十五歲，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的國際政治專業。
這位姑娘的畢業論文就是有關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她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分析這場歷史悲劇。這位姑娘顯然讀了不少理論，也看到了不少歷史資料。這不是中國，你盡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到當時的畫面資料，也可以在網路上尋找到種種當事人的回憶、目擊者的見證。
她也是個認真的學生，也一定花了很多精力與事件來思索這個主題。但在研究了這麼多理論與事實之後，她卻道出了令人大吃一驚的結論——原來共產黨政權的鎮壓還是有道理的，它防止了社會的混亂。這個外表漂亮、內心單純、飽讀理論的姑娘印證了鄧小平在二十一年前的判斷。這個姑娘並不是偶然的例證。事實上，她比絕大多數同齡人所知更多，也更樂於思考。
在此刻的中國，令方勵之擔憂的「集體失憶」不僅沒有消失，而且以一種新面貌呈現出來。在中國國內，刪除記憶的工作從未中斷，以至於人們在公共空間，很難看到任何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記錄。另一方面，在一個資訊泛濫的年代，即使出現了嚴肅的記憶，它也很快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資訊之中了。
如果他們願意，熟練在網路世界上遊蕩的青年人仍可以繞過防火牆，了解一些真相。但這短暫的衝動，很快被淹沒在無窮的其他興致中。資訊泛濫甚至比資訊閉塞，更有力的扼殺了歷史感。尤其糟糕的情況是，即使你掌握了種種歷史事實，卻可能失去了判斷能力。於是，「集體遺忘」以價值混亂的面目出現，青年一代在是非問題上，陷入了相對主義。他們指責二十一年前廣場上的學生幼稚、狂熱，並用柴玲、吾爾開希日後的表現､用海外民運組織的混亂､中國目前的經濟成就，來為屠殺做出下意識的辯解。
這是一種普遍性的道德愚蠢，這種愚蠢來自於潛在的恐懼與習慣性的投機心理。關於這一點，我們需要做出更細微與深入的考察。或許當這種考察進行之後，才有可能應對這種新的集體性遺忘。■
Edmund.z.x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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