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想到，我閱讀世界、走向世界的旅程，竟是走向生死邊緣的風暴。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月間，我和幾百名香港的中學畢業生，坐太古輪船公司的「安慶輪」，從香港出發，航向台灣基隆。這是當時香港 ── 基隆的固定客運航線，航程約三十六小時，也就是在船上睡一個晚上，就可以抵達。

那一年我才十七歲，也是第一次離開香港，揮別這個生於斯也長於斯的城市，去探索一個既陌生但似乎也有點熟悉的世界。

探索陌生與熟悉，其實就從旺角的小書店開始。我在李求恩紀念中學念書的最後一年，就常常在旺角那些舊書攤翻閱和購買台灣的雜誌及書籍。六十年代正是台灣文化界風起雲湧的時代，敢於探索最敏感的話題，也不斷有人中箭落馬。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所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因為奉勸蔣介石下台的「祝壽專號」而被逼停刊，雷震也被冠以「匪諜」罪名而關押。而《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主張「全盤西化」的李敖也逃不過鋃鐺下獄的命運。

因而在旺角閱讀台灣，就讀出知識分子與權力博弈的生死鬥，也讀出在香港所沒有的中國與世界。我在那些舊書攤和小書店中，一頁一頁地讀胡適的《胡適文存》，也讀殷海光的《怎樣判別是非》、《思想與方法》、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然後再看他們背後的思想底蘊，也因此接下去會看《羅素自傳》和他的《幸福之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也闖進了西方自由派的天地中。

但恰恰是在台灣烽火連天的文化爭辯中，讓我也看到另外一面的論述，去看徐復觀的《在學術與政治之間》、胡秋原和徐道鄰等在《中華雜誌》中的政論，了解他們和當權派及自由派都不一樣的世界觀，更從他們的文章中，隱約知道在國民黨的左翼和反對派中，對列寧的對手普列漢諾夫的高度推崇（我是很多年後在美國才第一次閱讀普列漢諾夫的美學）。但在那個時代的氛圍中，左翼和自由派的著作都是危險的讀物，他們討論的中國問題，其實背後都繫乎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在米字旗下長大的我，在那些舊書攤的昏暗燈光下，發現一個既刺激但又危機四伏的世界。

而我航向這個世界的旅程，就是一場歷經生死之劫的旅程。

那天下午「安慶輪」出海後，我就靠著甲板的欄桿上，看船航向看來是無邊無盡頭的海洋。我對自己從一個島嶼到另一個島嶼的旅程，有一種難以壓抑的興奮感，盼望接近那些不斷談論中國及世界命運如何互動的作者，了解他們那種強烈的焦慮感（後來在台灣我的確一償夙願，和殷海光、胡秋原、李敖等人認識）。

然而在日落之後，我們就遇到一場突然而來的巨大風暴。水手說，船長本來以為可以繞過危險，但颱風突然轉向，躲也躲不掉。三千多噸的船，就在驚濤駭浪中前進。我開始時仗著身體不錯，還可以安然入睡，並奇怪為什麼那麼多的同學都嘔吐起來。但到了第二天早上，船搖晃得越來越厲害，甲板上已經禁止進入。我從船艙口往甲板看，才第一次看到巨浪的高度，竟然比船桅的最高點還要高。就在這一刻，我也嘔吐起來。

水手說，船後來開進了汕頭的水域，並且一度與香港失去了聯絡，香港一些同學的家長驚惶莫名，以為船已經葬身在大海中。

「安慶輪」最後航行了一百多個小時，才抵達基隆港。在進入港口時，赫然看見「反共抗俄」的標語，見證了兩岸之爭的外部關係。它像時代的魔幻眼睛，注視這歷經生死之劫的輪船，承載探索中國與世界的希望，也承載超越兩岸裂痕的理想。

我閱讀世界的旅程，穿越了生死疲勞，也穿越了時光隧道。四十多年後，「反共抗俄」成為了時代的諷刺，香港和基隆之間再也沒有輪船定期客運，但那天我在「安慶輪」嘔吐的一刻，成為生命中象徵意義豐富的場景：從香港走向世界，似乎繞不開兩岸的水域；從香港閱讀世界，也必須閱讀風雲變色的思想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