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阿拉斯加會議之後，仿彿一夕之間洗刷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華爾街日報》的專欄作家米德(Walter R. Mead)以「頭撞南牆」形容美國總統拜登在慕尼黑會議所稱的「美國回來了」，他認為目前是甘迺迪時代以來美俄關係最差的時刻，美中關係則是基辛格（季辛吉）一九七一年訪華以來最壞的，至於北京與莫斯科關係則是斯大林死後最密切的。

由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華府「對中國的行為深表關切，包括在新疆、香港、台灣、對美國的網路攻擊以及對盟國的經濟脅迫」，三月二十三日英國著名史學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題為《台灣危機可能標誌美帝國終結》文中指出，若美國輸掉或不出手干預台海衝突，讓台灣落入中國大陸之手，美國不僅將完全失去在印太區域的統治地位，更會因後續影響，將全球霸權之位拱手讓給中國大陸，因為「得台灣者得天下」。

三月二十四日《外交事務》網站刊登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二零一九年在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研討會發表的論文，他認為近年來政學界一直都錯誤地把美中競爭類比為「新冷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認為：「華盛頓精心打造地緣政治工具，中國卻不吃他們那一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們一定通過這次對話有了更多遏制中國的無力感。美國的認知錯位在於認為憑藉它的實力和上世紀冷戰的經驗，它能夠遏制住並且壓垮中國。」有鑑於此，從更長的時間軸線或許才能看清中美「二加二」對話的歷史意義，權力轉移理論應可提供相當的解釋力。

權力轉移理論下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