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謝夢遙、王雨娟

（編者按：因疫情嚴重，武漢於一月二十三日開始封城，封城前一些外地人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而留在武漢，他們因突然的封城而滯留，本文採訪了一群滯留在武漢的異鄉人，寫出他們的無奈與徬徨。）

封城

除夕之夜，一切都好。旅店老板做了年夜飯，打了一點送過來。口罩很容易在藥店買到。房間裏屯了牛奶，營養跟得上。各地捐了那麼多物資，人人有份。現在在看《春晚》。不用擔心，新年快樂。這是張偉在電話中告訴家人的話。16歲的女兒在她身旁，母女困在了武漢。

唯一不是謊言的部分，是她和女兒在看《春晚》。為了不讓家人擔心，張偉製造了一個關於除夕夜的假像。哪有什麼牛奶。老板沒有送餐，晚飯是泡麵。那天下午她走出旅店，想著大年三十好歹帶女兒吃頓餃子，走了二十分鐘，街上飯店都關了，她知道再走下去也是徒勞。藥店倒是開著門，口罩兩塊錢一個，有點心疼，還是買了二十個。

她沒有給任何人發新年快樂。收到信息，只是簡短回覆謝謝。她快樂不起來。她和女兒滯留在封城的武漢。

在後來的日子裏，張偉會覆糾結一個問題：她是如何到達這裏的？她又做錯了什麼？無論是為自己開脫，還是把錯誤攬到身上，都無益於減輕她的痛苦。失眠是常態，一到夜裏就思緒萬千。

與很多滯留武漢的外地人一樣，是不對等的信息、巧合與判斷失誤結合到一起，導致了她的困境。機票是早訂的，一月二十二日從西安飛武漢，在機場旁邊酒店住一晚，再轉機回老家江西。旅程啟動前，疫情的新聞已經出現，她專門給那個酒店老板打了電話，問航班會不會受到影響。「天天航班都是正常的，武漢市本地也沒有怎麼說這個消息。」老板讓她放心來住，他還提到，先前傳播「謠言」的人受到懲罰。

「闢謠」的消息在先前的傳播度如此之廣，以至於某種程度上壓倒了當時人們對疫情的恐慌。廣東的王淑芬一家五口自駕來武漢鄉下探親前，她曾向當地朋友打聽情況，朋友也對她提到那則「謠言」：「那八個人抓了，上電視了。」其實他們遭到的只是訓誡。無論如何，這則信息是她保持探親計劃不變的定心丸，也是令她困在親戚家的重要原因。

一月二十三日早上張偉準備退房，老板告訴她，航班取消，武漢封城了。她沒有埋怨什麼，她知道那已經於事無補。住在機場附近生活不便，她想到要搬到市區去。很多正規酒店已經不接待客人了。在網上她找到了武昌區的一家旅館，每天只要一百塊錢，馬上下了訂單，她怕再晚就訂不到了。

那是一個家庭式旅館，一對湖北夫妻經營。進房子一看，一張寬一米五的床，一個小桌子，一個小凳子，一個掛壁電視機，就再無其他東西了。「一下就覺得心裏面憋得慌」，她回想。她想著，熬到年初九，應該解禁了。按這個日子算，她下樓買了相應的方便麵和麵包。

隨後幾天，旅館基本住滿了。每個房門都是緊閉的。儘管很想和其他住客說說話，但她沒敢去敲任何房門。特別時期，彼此接觸越少越安全。她能聽到隔壁的手機響聲，從沒有想像過那是怎樣一個人。沒有客房服務，打掃衛生靠自己。她管老板要消毒液拖地。她從來沒有見過老板倆口子的樣子，他們永遠帶著口罩的，說話隔著遠遠的。續住也不需要見面，網上下單就可以。

餓是餓不著，「把前幾年原來都沒有吃過的泡麵這一下全都吃過了」。嘴上吃出泡，她才捨得點外賣。大概是物資緊張，即便點肉菜，也只有幾片，「表示一下」。

最初她並不知道武漢城裏像多少像她這樣倒霉蛋，後來女兒通過網上不斷搜索，找到了一個滯留武漢的外地人微信群，裏面有幾百人。某種程度上，這拯救了她，有種找到組織的感覺，「起碼能夠知道跟我們同患難的有這麼一群人」。每天發幾千條信息，大家互相鼓勵，互相傾訴，也互倒苦水。一到凌晨，睡不著的人就會在群裏紛紛說話。「你也崩潰了？」「我崩潰很久了。」他們對彼此說。

群裏有各式各樣的滯留者。有來出差，有來旅遊的，有探親訪友的，有路過停留的。一個打工者在封城早上坐火車去了麻城，她想著那裏管制松一點，稍後再做打算。到了麻城，她發現再也無法前進。一個在雲南生活的女孩十幾年來首次回天門農村探親，卻困在這個對她來說幾乎陌生的故鄉。一個自駕從工作地杭州回河南、打算在武漢睡一晚繼續上路的女人，一個坐火車旅行臨時興起找朋友喝一杯的投資人，一個在武漢讀書、回家行程訂晚了的大學生……每個人都能向記者講述一個沮喪的故事。

發聲

初九過去了，什麼消息也沒有。張偉決定不能在屋裏等下去，既然沒有負責的人來主動找她，那她就去找負責的人。她查找了省政府的位置，決定步行過去要個說法。

「等我回來給你消息，安安心心待在家裏。」出門前，她對女兒說。說完這句話，她也感到有點驚訝，她竟然使用了家這個詞，她明明千方百計想著離開這裏。這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時間已經對她完成潛移默化的改變，在這疫城裏，她別無選擇，所幸還有個「家」。

通過手機導航，用了一個小時走到省政府，但沒有見到任何負責人。門口就被保安攔下勸返。「知道你們解決不了，起碼你們要把我這個情況登記一下吧。」她說。沒有登記，如果留下了什麼記錄的話，是對方用手機拍下了她情緒激動的樣子。

回去路上她走得很慢。她一直在想如何幫女兒消化失望情緒。半路她還接到了女兒打來的電話。「說來話長」，她只是簡單說，沒有告訴她結果。

從初九開始，張偉的生活有了些改變。反正出去也遙遙無期，那起碼要讓自己過得稍微好一點點，她想。改變不了現實，就適應現實。她開始陪孩子看看書、看看電影，用手機上的K歌APP唱歌。想到什麼就唱什麼，但那不是真正的開心，唯一目的就排解壓抑。

時間的概念消失了。每天就是這麼醒來，週一、週二或者週五、週六，沒有區別，都是無所事事。有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感覺。最初，她對解封時間的期待是初九。然後又到了二月十四號——群裏傳過這樣的消息。接下來還經歷過一場空歡喜：早上武漢防疫指揮部發布放行滯漢人員出城的公告，下午就撤回。越往後，管控似乎就越嚴了。

群裏的人也著急了。由於沒有明確限期，對封城的理解、懊悔、忍耐等情緒逐漸被質疑、不滿、憤怒所取代。所有的電話都打過了。省裏的，市裏的，區裏的，街道的，都打了，沒有用。反饋可以總結為一句話，「等文件下來」，否則武漢是出不去的。

只有極少的人能夠成為幸運兒。一個河北人在二月初主動自駕到武漢當志願者，在一次例行肺部CT檢查中意外查到了腫瘤。很快他成了官方媒體競相追逐的對象。他的感人事跡被大力宣揚，但他回家治病的請求在報道裏卻被忽略了。經過官方協調，查出腫瘤半個月後，他終於被放行，得以自駕回河北。

肺炎病人是媒體報道的重點。除了這個群體之外，在最初封城的日子，首先引發關注的，是滯留省外、被處處驅趕的湖北人。隨著時間推移，非肺炎患者的醫療困境出現了，又有一波報道以他們作為對象。再往後，武漢的流浪漢又吸引了大眾的關注。至於一般意義上的武漢滯留者，一直以來報道並不多。

群裏的滯留者都知道，一定有其他人的故事比他們的更慘。不要說那些病人，就算滯留者中，面臨著更艱難的窘境的人可能不在群裏——有些人連智能手機都沒有，或者出於某些原因不願公開發聲。「聊得零零散散的，會不會不好寫？因為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特殊的經歷。」一個滯留者在接受採訪後小心翼翼地問記者。

但一刀切的政策沒有任何彈性，特別是看到國家包機接回過滯留海外的人員，滯留在武漢的港台籍人員被包機接走，難免讓群裏的人產生不公平感。「唯獨我們這些被困在武漢的外地人員回不了自己的家，這樣的做法實在讓人寒心，我們就活該被迫困在武漢嗎？」一個女孩說。

他們嘗試在社交媒體發貼。帖子下面有理解、同情的聲音，但也會出現大量諷刺、謾罵。「你們出來了，就能保證自己不帶病毒嗎？」「多少醫護人員犧牲的是自己的生命？你們還想出來再給我國的醫護人員添亂嗎？」「建議武漢嚴管到十一前後，給全國人民一個踏實的生活環境。」

有人忍受不了，乾脆刪掉了求助。有一天，出乎意料的，一個八口之家滯留武漢的消息上了熱搜，群裏的人趕緊去點贊、發評論，「大家都不希望他掉下來，希望能夠有人重視」。喧囂與關注沒有停留太久。

滯留武漢外地人的微信群不斷擴大，二月底時已經滿了。有人嫌吵，建了新群，不許閒聊。但新群每天也湧現出幾千條消息。除了在群裏說話，能說話的機會太少了。群裏好幾個人說要上政府門口躺著抗議，並沒有人真的那麼做。

牽連

受影響的，不止是滯留者的當下，也包括他們的家人與未來生計。

按原計劃只差一天，連串的多米諾骨牌倒下。丈夫該在一月二十四日到武漢，開上車接上莊蓉去江西縣城婆家。兩人的婚禮將在春節舉行。只差了一天，懷有七個月身孕的莊蓉和專程來照顧她的母親困在了她的工作地武漢。

首先取消的是婚禮。婆家在縣城最好的酒店訂了幾十桌酒席，請帖都發出了。丈夫告訴她，婆婆每天坐在客廳，盯著一大堆喜糖唉聲嘆氣。

母親只是打算春節前來照顧她一段時間，也受了連累。除夕那天，娘倆吃的是清水煮白菜，一邊吃一邊掉眼淚。在江西的丈夫也不好過，睡房裏大紅的婚床早就鋪設齊整，婚照擺在床頭，他一個人待著，徒增難受，索性統統換掉了。

焦點很快轉移到了預產期在四月的孩子身上。之前她沒有準備任何待產用品。封城頭一個月，很多東西都寄不進來。她通過社區預訂了孩子的紙尿褲，也遲遲沒有消息。後來物流逐漸恢復，丈夫給她寄了些保胎藥、維生素。

更麻煩的問題來了。二月起，她感到下半身頻繁出血，挨了一個星期，她冒險去醫院看了急診。醫生診斷為先兆早產。孩子一旦在疫情還未結束時出生，意味著巨大的風險。但她放棄住院，一是怕感染上肺炎，二是交通停了，母親不可能每天往返住所和醫院之間照顧她。為了保胎，她幾乎全天躺在床上。

接下來，來照顧她的人，變成了需要照顧的那個。母親陷入抑鬱，繼而頸椎、腰椎等舊疾復發。有一天，母親差點暈倒。社區工作人員來看過，說如果母親決定去住院，可以幫忙送下飯，其他也無能為力了。自那以後，母女倆白天都躺在家裏的床上。莊蓉團購了五斤肉，不敢驚動母親，自己出門去取，短短三百米，她走了近半個小時，回來覺得肚子又痛起來。她不得不想著一個問題，「生了孩子誰來照顧？」

丈夫如果進武漢支援，且不說這個十幾平米的隔斷出租屋住不下四口人。他來了就走不了。等到解封能夠出去，他也失業了。對於這個奉子成婚、背負車貸房貸的家庭而言，那將是巨大打擊。

許多人在為以後的日子憂慮。電器銷售業務員劉全有倒是得到了公司不會在五月前炒掉他的承諾，但他擔心的是長期不在崗，客戶的流失。廣東來的王淑芬一家全仗著丈夫做小買賣，如今只出不進，手停口停。

一個女人在杭州開美容店，由於作為老板的她沒法回去打理，店一直開不了門。杭州二月底復工，三個美容師一個過完年沒回來，回來的兩個，到了三月再等她不下去了，一起辭了職。店開了幾年，沒盈利過，現在營收變為零，房租繼續交著。「每天越想越煩，越想越煩，真的是人都崩潰了。」她說。

在三月初，武漢政府發布通知，對於生活困難的滯留者給與三千元人民幣的補助，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人的燃眉之急。領取標準各社區不同，有的地方要求申請者在武漢沒車沒房，有的地方要求當月支出超過三千元——這有強迫消費之嫌，有的地方需要申請者月收入在一千三百元以下——這又限制了消費能力，將絕大多數人攔在門外。

但有一點是一樣的，住在親戚朋友家的人，拿不到補助。很多人憤怒地抱怨，這不合理，「除了父母子女之外，別人對你的付出你同樣對別人得有付出。誰會那樣白吃飽？」有人擔心，補助沒領到不說，還白白流失了輿論的同情。「補助這個名頭，你（政府）是不是有點為自己增添光彩。全國的中國人民都知道我們收到這筆錢了，但是我們連一塊錢也沒有見到。」

一次逃離

劉全有決定徒步出武漢。想法大概是在二月中旬出現的。一開始，那只是一種衝動，慢慢地，那變成了一個清晰起來的計劃。找到同伴是必要的，路上有個照應。在滯留武漢的外地人微信群裏，他發起了徵集。先後有兩三個人找他，要麼是位置太遠沒法匯合，要麼是顧慮重重，打消了念頭。耗了十幾天，他終於找到了兩個同伴。

在手機地圖上查看，從武漢出湖北，最近有兩條路線，一是往南去湖南岳陽，一是往北去河南信陽。但南邊那條路，有很多的河川，橋上必有檢查點，很難越過，往北則基本是平原。從他所在位置——黃陂區的一個小鎮，到信陽東站，一百三十九點八公里，「路上歇一歇，走三十幾個小時就到了」。同伴要去雲南，但也先往北去信陽，那是一條相對簡單的路。

三月一日晚六點，他們出發了。兩個同伴來到他住處附近，與他會合。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前只是在網上簡單聊了聊。對方是兩個身強力壯的青年，稱自己是做醫療器械生意的同事。工作不重要，年齡不重要，甚至信任都不重要，共同的目標才是重要的。

他不視為這是一種逃跑，反正武漢一時半伙解封不了，人都憋壞了，就當是一次徒步旅行，邊走邊玩，說不定就走出去了。此前他最長一次徒步經歷是二零一六年旅遊，一天走了四萬步，大約二十公里。他背上一個雙肩包，裏面裝了一些麵包、一瓶一點五升的水、兩件衣服、一把雨傘和一台電腦。後來證明，他想得太簡單了。

走起來身上是暖和，但只要一坐下歇會，很快就感受到涼意。出了小鎮，走在鄉間小路上，只要遠遠的有車燈照射過來，他們就跑進草叢，「就跟通緝犯差不多，遇到人就得躲」。好在封城封村後交通限行，車不多，平均二十分鐘才來一輛。麻煩的是卡點，比想像中多得多。有些有人把守，有些只是設了路障。幾乎一公里一個，一遇上卡點，他們就走到田裏兜個大圈子過去，褲子上全是泥巴。遇上過墳頭，也顧不得害怕了。好在那晚天氣不錯，尚能看清路。

實際行程比計劃慢了很多，晚上十一點，他們抵達孝感縣下屬豐山鎮，花了五個小時，直線距離不到二十公里。這樣不是辦法，他們決定往高速公路方向走，最初他們沒有走，是擔心那上面車速快不安全，但現在沒得選了，畢竟小路上卡點太多了。

夜裏兩點多，溫度越來越低了。他們停下來，打算生火取暖。剛開始撿的樹枝都是濕的，都燒不著，又撿了一些枯樹枝，又弄了一些樹葉，才慢慢燒起來。劉全有在城裏長大，這是他第一次生火。烤了個把小時，身上舒服得很，睏意上來了。他們沒有停，繼續走。

走到五點多，實在走不動了。他們想找個沒人住的房子睡一會。看到一個房子，走近才知道是個廁所。費了一番功夫，他們找到一處草垛。到了這個時候，人與人的信任感很容易建立，劉全有睡了過去，錢和手機就在身上，旁邊躺著兩個陌生人。按照他原來的計劃，只在夜裏走路，白天睡覺，以免被巡邏的人捉到。但同行的人回家心切，早上十點就叫醒他，催促著出發了。

剛開始的時候，三人還聊天，走到後面，基本上就全部沉默地埋頭走路。走上高速公路後，一路暢通。路幾乎一模一樣，他們只路過了一個看起來廢棄的停車場。中途下起大雨，撐傘也會被打濕，他們跑去橋洞下躲雨。水喝光了，食物吃完了，原本想著路上可以買，根本沒有店鋪。

滯留者中有過其他出逃先例，都是武漢沒有走出就被抓住了。沒有人走得像他們這麼遠，他們一度以為，就要成功了。

那天下午三四點時，一輛巡邏的警車將他們攔下。警車靠近時，他們竟沒有留意。後來回想，或許頭腦已經麻木了，或許潛意識裏，期待著這個結果，「好累好疲憊，見他們的時候，走路腳都是瘸的，想找個地兒睡一覺。」

警察給他們提供了飲食，還通知防疫人員，安排他們送到醫院做核酸檢查。他們遭受訓誡，並沒有遭到什麼實質處罰。「（湖北省委）應勇書記不是提出應收盡收、應治盡治了，那麼為何這些健康人還不把他放出去？」劉全有對警察說。對方當然沒有採納他的說法。

當晚，劉全有被警車送了武漢的親戚家。同伴謊稱自己是流浪漢，無需回武漢了，被送入當地鎮上賓館隔離，為防止再次逃跑，身份證扣在前台。

他全程走了五十公裏。微信群裏的滯留者很快都知道了這個結果。沒有人再試過逃跑。

煎熬

所有滯留者面臨的同樣難題在於精神折磨，生活的絕大多數選擇被剝奪了。如果說方艙裏的人尚且可以有人際互動，在酒店隔離的人只需要盼著熬過十四天的觀察期，那麼滯留者面臨的是一場時間不確定的孤獨等待，所有的活動空間不過是十幾平方的房間。「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問題，我怕手機哪天壞的，那就瘋掉了。」一個滯留者說，她住的地方什麼都沒有，消遣全靠手機。

「精神上的牢獄之災。」一個母親感嘆。封城以來，她一步也沒有邁出過房間，每天起床就看群裏消息，生怕漏過群裏的任何一個關於回家的線索。

孩子成了她的發洩途徑。因為作業上的很小錯誤，比如字寫歪了，她就罵他，「我老愛說這些話，你再寫不好，我就把你的撕掉重寫，我揍你，我踢你，我把你踢飛。」她感到孩子越來越害怕她了。

很多人都有了情緒病。一個女孩告訴記者，她每天都哭，崩潰、歇斯底裏的那種大哭，然後打自己、扯頭髮。接受採訪時，她剛剛哭過，聲音是沙啞的。另一個中年女人每晚要喝白酒，這是令她入睡的唯一方法，因為醉酒，她錯過記者的第一次電話。有人遷怒於媒體，在群裏痛罵採訪沒效果，將幾位記者踢出微信群。更危險的跡像是，不止一人提到要自殺。「是不是死幾個人，才能引起他們的重視？」

住在親戚家的人，也能感到微妙的變化在發生。好幾個受訪者都表示，同住一個屋檐下，兩家人的交流越來越少，隨著時間推移，一堵牆在緩緩升起。「你在誰家吃飯，你吃兩月試試？吃飯不敢吃飽了，因為你得看人眼色。」有人說。

在王淑芬暫住的鄉下親戚家，他們一家五口，再加上返鄉回來的親戚家十幾口人，地方都不夠住。王淑芬和丈夫睡沙發，父母帶著她五歲的女兒住一間房。親戚過年屯的一百斤大米已吃完了，地裏種了點白菜，也都摘光了。「我們把他家都吃空了。」王淑芬說。村封了，只有一個小賣部開著，但肉要六十多一斤，買起來心疼。「營養根本就跟不上去，每天吃一點鹹菜」。對於生活在廣東的她來說，武漢的食物太辣太鹹了，吃不慣，總拉肚子，體重暴降十幾斤。

她聽不懂這裏的方言。她想過，這一切結束後，永遠都不會踏進武漢一步。

為了打發無聊的時光，張偉想到了記日記。她去問旅館老板要白紙。沒有紙，對方說。借著這個機會，她看到了桌上的一摞報紙，就懇求老板讓她拿回去看。

都是過期報紙，自疫情爆發後，《楚天都市報》就停送了。沒有關係，這多少拯救了她悶得發慌的生活。她一頁頁地往前翻看，哪怕是廣告優惠信息也不錯過。她發現一個諷刺的事情，報紙最後一期定格在一月二十二日，那之前沒有任何關於疫情的報道，「全都是一片祥和，都是籠罩在過年的氣氛當中。」她當然讀到了那個百步亭萬家宴的報道。

女兒的焦慮在加劇。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這麼長時間。女兒哭的時候，作為母親的張偉不能哭。她要做那個支柱。「再怎麼我也得堅持住。」她想。二月中旬，女兒的學校安排上網課。沒有電腦，就在手機小小的屏幕上面看。她陪著一起聽，又將一些無所事事的時間打發掉了。

每天的例行動作是早起看新聞，給家裏打電話報平安，翻舊報紙。所有的舊報紙都翻完一遍了，最早可追溯到去年十一月，堆起來是高高的一沓。

在隔絕的日子裏，能做的事情太少了。每天，孕婦莊蓉透過臥室的唯一那扇窗看出去，窗外有棵玉蘭樹。她每天盯著那樹看，看枯枝長出花，花開到繁茂，再到顯現凋零。「你真的只能像坐牢一樣，去關注一點一滴的那種細節」。她說。

很多細碎的東西開始變得巨大、不可忽視。有天她聽到了隔壁鄰居通過廁所傳來的咳嗽聲，猶如炸彈投向了她敏感的神經。像是某種強迫症，她每天開始數，鄰居咳嗽了多久，什麼時候咳到嘔吐了，什麼時候聽不到他的嘔吐聲了，「心態也是跟著他的這個咳嗽聲在不斷地起伏」。半個月後，聲音徹底消失了。她無法猜測那個鄰居的命運。

在極致孤獨無助的時候，人有時會對陌生傾聽者表現出極度的坦誠。張偉告訴記者，她不期待報道能改變什麼，把講述當成了一種心理治療。而那位困在麻城的女性打工者，短短一小時的電話採訪裏，她說起了去年送母親下土，以及自己為了早些打工，身份證上改大的年齡。「我媽生病以後，我就覺得生活很苦。」她輕聲地說。

她現在的工作是個餐車服務員，「之前我上學的時候，我最大的夢想是當作家。」

最後的等待

轉機終於在三月二十四日出現，湖北政府宣布從四月八日零時起，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這意味著，那天以後，滯留武漢的外地人可以回家了。群裏一片歡騰。

疫情已經控制住了，物流供應跟上了，剩下的日子，只需要等待了。

這個滯留者群體將很快消散在各地，也許那些微信群也將變得冷清。官方媒體已經在用「勝利」來宣布將至的局面。被歌頌的，是醫護人員，是志願者，是基層社區工作者。與疫情報道裏常見的其他主角不同，比如斷藥的艾滋感染者、肺炎患者、非肺炎患者，普遍而言，滯留者是安全的。他們沒有身陷水深火熱的災禍。記者在采訪時，也會陷入困惑，探討滯留生活裏的細微感受似乎有些矯情，故事是值得記錄的嗎？但如果用力去尋找那些最具戲劇性的滯留經歷，似乎又只呈現片面的真相，那不是屬於大眾的故事。

圍繞一刀切的封城政策，可以展開一場辯論，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經歷不會憑空消失。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客觀而言，他們是為防疫付出代價的那一群人。沒有什麼是理所應當的。他們屬於「勝利」嗎？他們的貢獻會被感謝嗎？他們的苦熬會被記住嗎？如果不去記錄，也就無從談論起意義。

在最後的日子裏，有著早產風險的孕婦莊蓉像之前一樣，還在計算天數。每在床上多躺一天，就意味著孩子可以晚一天出生，母體的保護期多了一天，意味著她睜眼看到的世界將越來越好。莊蓉告訴自己，每過去一天，「相當於我已經勝利了一點。」丈夫姓危。她認真地想過，孩子就叫危炎，肺炎的炎。那段滯留的時光沒有留下什麼意義，為鄰居的咳嗽計數沒有意義，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也沒什麼意義。至少在孩子名字裏，她找到了一些意義。

帶著女兒的張偉還將在小旅館裏住上一段。當初她覺得，旅店一百元一個晚上不貴，但這麼多天下來，對她這樣素來省吃儉用的打工者家庭來說也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了。她打算臨走時，要開一張發票。儘管她沒法報銷，但她想著，要把它收藏起來，對於這段日子，權當一個傷心的紀念吧。

（為保護隱私，所有受訪者名字為化名，付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