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每一個片段，都是瞬間的永恆。又逢「六四」，三十年。當下，人們對「六四」事件這場運動的定性和反思，大致沿著兩個維度推進：一是反革命暴亂、社會動亂、政治風波的定性，至今仍不見有新的變奏；另一是宣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否定中共政制的一場民主運動。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兩個陣營對峙，針尖對麥芒，構成一個難解的死結。在這樣的碰撞中，有一種聲音，隨著十年、二十年，直至三十年，越來越強烈：我們要回家。「六四」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者計有五百餘人。他們活在希望與失望之間的拉鋸中，背負常人難以想像的沉重，結束流亡，有尊嚴地回家，是他們爭取的目標。

在「六四」三十年之際，有一種觀點越來越有市場，「三十年來，對『六四』事件定性的根本對立的雙方，從各自的政治需要出發抽取那場運動的某些片段，扭曲著那場運動的本質，就像一百年前的『五四』，各方都從自己的價值觀入手定性，依據各自的需求，給這一歷史符號塗上不同顏色」。如果能開啟「六四」事件的真相與和解行動，或許能成為進一步解決其他制度性新仇舊恨的起點，從而為中國最終走向穩定、健康與繁榮的未來開啟大門。

戴晴呼籲大和解

十年前的「六四」二十週年前夕，身在北京的「六四」事件親歷者、記者型作家戴晴接受亞洲週刊訪談時呼籲：先讓當年廣場的孩子們回家，平反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行為；應借鑑南非模式，對「六四」評價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正義認定，然後實現社會和解。她的呼籲曾一度激起海內外迴響。解決「六四」問題的第三條道路浮出水面：體制內的開明派、改革派與社會上的理性人群推動和解，化解仇恨。五年前的「六四」，二十五週年前夕，戴晴對亞洲週刊說，「『六四』尚有多少待披露、待剖析的『絕密』啊。對自己國度的歷史，中國人有知情權。中國人民要求真相之上的正義與和解。我們等著這一天到來」。今日「六四」三十年，戴晴撰寫了新書《鄧小平在一九八九》，特色之一，是以邏輯與常識交叉印證史料及傳聞，使用新的線索，不再以學運，以及後來的所謂「民主運動」為主線，不再如三十年來大多數評述使用「專制對民主」、「當局對學生」等非黑即白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