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十五國歷經長達八年的談判，一個歷史上最大自由貿易區宣布誕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簡稱：RCEP）終於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成正果，由中國、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澳洲、新西蘭在越南河內舉行簽署儀式，由於疫情關係，各國代表透過網絡視訊完成簽署。

RCEP四個英文字，承載了亞洲一體化的新動力。這個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全球二十一億人，約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也佔全球GDP與貿易額約三分之一，逐步降低關稅，消除貿易壁壘，成為疫情後重啟世界經濟的引擎，中日韓與東盟立竿見影受惠，創造新的商機。 中日韓也「借東風」，首次達成了三國的自由貿易協定。

克服市場碎片化限制

RCEP是亞洲國家對現有貿易協定的大升級，統一亞洲內部的貿易規則，涵蓋貨物與服務貿易、投資、電子商務、簡化海關程序、人員流動、知識產權、爭議解決等等範疇。在RCEP出現之前，亞洲各國其實各自都簽署有不同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但這些個別的協定各有不同的規則和範圍，從亞洲作為整體的角度來看顯得碎片化，一個真正統一的市場需要一套統一的規則，碎片化不利於亞洲成為統一大市場。

RCEP著力於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例如進出口配額），降低進出口企業的經營成本和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風險，打通國際上下游生產鏈，促進公平競爭，以降低交易成本，實現提升生產力的效果。

RCEP簽定後，各國都會開始國內的立法程序工作，在未來兩年只要東盟中六個國家以及三個非東盟簽署國完成立法，RCEP就會正式運作。其中引人聯想的是，「三個非東盟簽署國」數量上正好對應中日韓，而在談判中意見多多的兩位五眼聯盟成員澳洲與新西蘭則處邊緣地位。二零一八年RCEP十六國談判期間，由於印度、澳洲和新西蘭三國要求多而拖慢談判進度，馬來西亞和泰國曾提議直接踢走它們，最後印度自行退出。

雖然西方媒體對RCEP的出現大感挫折，宣傳中國是「幕後黑手」，但這純屬無知抹黑，與歷史不符。RCEP源自一九九零年時任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提出的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EC），是以東盟為中心的亞洲經貿統合計劃，但因美國反對而失敗。如今中國也一直強調東盟在其中的東道主地位。

RCEP不是中國提出來以對抗西方的計劃，而是亞洲各國對西方主導的單極全球化感到不滿而產生的共同願望，成立於一九八九年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雖然也以經濟聯合為目的，但其中西方國家只著眼於自己的利益，沒有興趣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合作，早已引起東亞國家不滿，因雙方分歧過大，APEC變為儀式多於實際合作平台。

而到一九九七年，索羅斯等西方金融巨頭發動針對東亞的金融攻擊，引爆金融風暴，一時哀鴻遍野，APEC未能發揮作用，國際貨幣基金（IMF）提供援助而提出的緊縮開支要求又刻薄，其計劃甚至加重了一些國家的經濟危機，而零八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引起了全球金融海嘯，更使亞洲領導人發現，只有亞洲經濟一體化，才能減少受外部世界經濟動盪的衝擊。

東亞各國就是這樣逐步建立起需要一個強健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共識。而反觀今天的RCEP，它考慮到成員國間經濟實力的巨大差異，並不要求立即開放市場，而是要求逐步降低關稅，而且還特別提出要照顧中小企業、加強技術合作、以及優先考慮最不發達國家的需求，雖然其實施需要時間驗證，但從其立意與東亞國家的投入度來看，與APEC的差別已一目了然。

九七金融風暴後，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東盟與中日韓舉行高峰會，「東盟十加三」正式成立，每年舉辦峰會，其後印度、澳洲與新西蘭也加入，變為「東盟十加六」。雖然如此，但印澳新位置一直比較邊緣，在一九年新冠疫情爆發時，也是東盟十加三而非加六舉行應急特別會議。

而事實上也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與疫情爆發推動了RCEP的進度。東盟十加三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張力，既有地緣政治問題比如南海問題、台海問題、釣魚島問題、湄公河爭議等等，也有美國介入因素，美國也一直積極運用這些內部矛盾對亞洲施加影響。

特朗普上台後即退出被視為拉攏各國圍堵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TPP），這是極為錯誤的一步，損害美國的利益。疫情爆發後，亞洲國家都意識到必須加強經貿合作以盡快恢復經濟，而在TPP失去了美國的支持後，RCEP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更重要的是，RCEP的意義遠超單純的經濟層面，隨著亞洲各國內部的經濟更為一體化、解決爭議的機制日益成熟、內部力量對比日益平衡，亞洲將會更多地以內部多邊角力和協商解決包括政治問題在內的爭議，如此一來外部勢力介入的空間就日益減少。以內部角力取代外力介入是亞洲一體化的必然進程，而RCEP只是第一步。當然，不應過份高估一份貿易協定即可立即解決亞洲政治分歧，但低估亞洲一體化進程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是極為無知。

計劃成立亞洲貨幣基金

事實上，已經出現了比RCEP更為激進的聯合計劃，就是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MF）。九七年後，為了建立更安全獨立的亞洲金融體系，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取代由西方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在亞洲的角色，但由於美國反對及條件不成熟（比如中國發展程度未足）而失敗。但亞洲並未放棄計劃，東盟十加三在零零年成立了「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各國注資目前達二千四百億美元，為各國提供IMF以外的貸款來源以應對可能的金融危機。

RCEP之後，建立亞洲獨立的金融與貨幣圈就是下一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早在一四與一九年在東盟十加三會議上已重複提出兩點，一是推進更高水平的經濟一體化，即RCEP，另一點就是強化東盟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AMRO）。AMRO非常低調，甚至連維基條目都未見出現，說是「辦公室」，但實際上目標是成為獨立於主權國家的國際金融組織，與IMF類似。

AMRO於二零一一年成立於新加坡，負責宏觀經濟監測和支持多邊化來保障東盟和中日韓區域的經濟和金融穩定，也是清邁基金的大腦，判斷各國的財政狀況，為成員國提供政策諮詢和技術援助，在二零一六年正式升格為國際組織，實權擴大，AMRO的所有財產和資產均不受任何性質的限制、監管、控制以及凍結。研究室主任說是「主任」，但本質卻是IMF總裁的位置，因此中日韓都想拿下位置，最終由前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出任首位主任，中國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副司長常軍紅則為現任AMRO主任。

告別仰賴美元霸權

除了CMI、AMRO之外，亞洲債券市場倡議（ABMI）也在討論中，目標是建立更為獨立健康的亞洲金融圈。這些行動最終則是源於西方發達國家欠缺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誠意，以及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金融系統多次為世界帶來災難，必須找回亞洲金融系統的主體性，告別仰賴美元霸權的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