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2013/4/9-4/15
沉重時代中的緊迫感 (王杏慶)
(亞洲週刊1999年6月14日-6月20日 第十三卷第二十四期)

清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即公曆一九零零年,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入侵,替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打開了序幕,而在文學上,則是漫長的感時憂國的小說傳統也由此誕生。

因此,百年以來的中文小說與百年歷史共生,歷史的坎坷裡遂折射出小說的沉重。當庚子拳亂之後,李寶嘉(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劉鶚的《老殘遊記》,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及曾樸(孟樸)的《孽海花》,這四大譴責小說相繼出現;從此開始,感時憂國的急迫感與沉重感,似乎就成了百年來中文小說作者最大的宿命。

百年小說,百年沉重,這不僅是中文小說的特性,亦為第三世界文學的共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運,內憂外患交相襲至,時代催逼着文人知識分子的焦慮,也燃燒着小說作者救贖的渴念。百年中文小說,儘管類型的變化潮起潮落,彷彿萬花筒;但它無論表現為現實批判、對比嘲諷,或家族傳奇,無不有着明顯的「國族寓意」。雖然有些傑出的作者對歷史的浪潮意圖保持安全的疏離,但無法逃離的歷史張力仍然在作品中以一種折射的方式得到映照。郁達夫的頹廢裡所隱藏的是弱國子民的悲哀,錢鍾書的諷刺裡是別一種批判,而張愛玲的晶瑩剔透裡所顯露的蒼涼,更是殘景凋年、時日曷喪的惘惘情懷。張恨水夠鴛鴦蝴蝶了吧,他的《啼笑因緣》依舊對軍閥統治有所針砭;金庸的武俠可能很大眾化商業化,人們仍讀到大量反主流價值的訊息。

因此,百年中文小說,其實也就是百年歷史的簡明縮寫本。它不再是古代稗官野史或街談巷議的「小」說,而是中文小說作者「大」論述的一部分。百年中文小說普遍的「文以載道」,那是一種極為沉重的「道」,而其起點仍在於對政治的感時憂國。當代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說過:「文學乃是對沒有聲音者給予聲音,對無名者給予名,特別是對被排斥或意圖排斥的政治語言,因此,文學對政治乃屬必然。」

百年來的中文小說,始於清光緒的後期。隨着國事日非、改革無能,文人知識分子的感時憂國情懷,遂蛻變為高度嘲諷批判的譴責小說,小說作者對政治和社會的焦慮,首次走進了歷史的目標。進入民國,憂患更深,遂有了與「五四」運動相長相生的「新文學運動」。在那個社會頹壞、軍閥自雄,而外患日亟的時刻,以魯迅為始的白話新小說,幾乎毫無例外的有着強烈的現實批判性格。「新文學運動」最根本的改變,乃是它使得文學成為一種載具,一種批判和動員的記號,藉着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故事敘述,讓文字產生力量,也讓文學家的感時憂國變成一種實踐。文學是一種多功能的載具,正如同語言可以說出千種萬種不同的故事。回溯第一代中文小說,它在分崩離析的大時代,不能說沒有發揮藉着批判介入而維繫住基本的團結與改革熱情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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