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時局暗流洶湧，金融指數弔詭地與失業率同步高企，那些口罩後模糊的臉也同樣迷惘……二零二零年開局至今，全球被捲入了魔幻的後疫情時代。有人說，「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或許，我們當下可稍微放慢在這「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失效的現代速度，接受文學的療癒、讓經典的光照進現實——而許子東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則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

方框眼鏡後的眼睛彎彎的、帶著笑意，說話輕聲細語，素來儒雅的許子東在談論到在意的學術問題時偶爾卻也會稍稍提高音量，流露出一位現代文學研究學者的堅持，正如他頭上那一綹總「不安分」地歪向一旁的頭髮，中國文人得體的「外圓」無礙於他「內方」的精神內核。經歷文革、做過「紅小兵」，自家被抄後成為下鄉青年，後相繼進入華東師範大學、洛杉磯加州大學、香港大學學習，師從錢谷融、李歐梵等傳承五四遺風的名師，從生活閱歷接軌到學術研究，許子東與百年中國的風雨軌跡有了多維的相交。

這些年來，許子東的名字常被公眾與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聯繫在一起，他是其中一位較早出現在電視媒體參與公共討論的學者。在鏡頭前百無禁忌地談笑風生，這在二十多年前和中國內地公眾對於「學者」姿態的想像是有很大落差的，然而也正是這輕鬆場景為觀眾進行了思想解綁，對話者在你一言我一語中針砭時弊，促成了視角的拓展與多元的流動。

許子東曾說：「這個時代的學者如果離開電視，或者說離開媒體，說得輕一點是『潔身自好』，說重一點是不負責任」，他認為「通過媒體對社會發言，是知識分子重要的責任」。於是，我們近期在疫情之下也能幸運地在直播上看到屏幕那頭不太熟悉平台操作的他，瞇著眼睛認真閱讀屏幕上的彈幕、嚴謹耐心地討論與回答、執著而滿懷激情地講到「拖堂」，旁徵博引又幽默風趣讓網友紛紛叫好。不難看出，他對於教學工作者及知識分子身份的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