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 中國改革
2020年2月23日
第34卷 07期
李文亮殉職日 就是中國言論自由日 (陳國祥)

北京民眾在雪地上悼念李文亮(圖:中新社)

二月七日傳出李文亮死訊,掀起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全網範圍最大的輿論海嘯,爭取言論自由。這一天應定為中國的言論自由日。

陳國祥,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中國時報》特約主筆;前中央社董事長。

 

一個平民英雄之死吹響中國言論自由的號角。許多人在社群媒體上敦促中共政府封李文亮醫師為烈士,並為他舉行國葬。他以生命給人們上了一堂關於言論自由的課,政府不會從這堂課中學到什麼。微博話題創建於二月七日凌晨兩點,雖然不到五個小時就被強力刪除,當日引來數百個點擊和上萬條帖子。他是言論自由的奉獻者,其心念和貢獻一如三十幾年前台灣的鄭南榕,他主張百分之一百言論自由,堅決抗拒逮捕而自焚犧牲。

在中國大陸消失三十年的言論自由話題,因為李文亮醫師的善盡和殉職而乍然暴現。「我深愛我的祖國,但我不喜歡這個國家現在的制度和統治方式,捂住我的眼睛,捂住我的耳朵,捂住我的嘴。」「是時候反思一下根深蒂固、害人害己的維穩至上的思維了。」投資銀行易凱資本的主席王冉在微博上寫道。「我們都希望穩。」他問道:「但什麼才是真正的穩?鋼絲上,捂住別人的嘴就能讓自己站得穩嗎?」阿里巴巴集團高層高曉松在其微博帳號上表示,他希望中國立法保護吹哨人,好讓更多人敢說話。

二零二零年二月七日當定為中國的言論自由日。這一天,被輿論稱為新冠肺炎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的死訊,掀起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全網範圍最大的一次輿論海嘯,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呼嘯而起。

李文亮醫師在小範圍內通報的疫情被掩蓋,即刻被當造謠者處置。他體現了言論自由的具體行動,但武漢當局體現的是壓迫言論自由的管治模式,結果是抹煞了人民的知情權,貽誤對抗疫情的行動,也讓不知情而無防備心的民眾感染病毒,進而擴大感染更多無辜的不設防民眾。

人為隱瞞真相而加劇疫情的蔓延,無疑是武漢新型病毒一發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官僚體系管治信息流通的顢頇與蠻橫,雖是中共官方的慣性行為,但因此而肇下如此失控且禍延全球的大禍,卻是前所未見。言論自由之大用,信息流通之重要,以及管治媒體(無論是傳統媒體、社交媒體還是自媒體)之弊害,李文亮事件的始末及其後果,活生生、赤裸裸、火辣辣地體現出來。

這是一個威權政體的本質性表現。政府運用壓制性手段遂行社會控制,維持政治秩序穩定,人民的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首當其衝。這種以公權力為運作主軸的政治體系,自下而上、自外而內的信息、意志與影響力輸入能量微不足道,自上而下的執行力與貫徹力則強而有力,往往因為壓制信息的自發性流通與言論的自主性表達而無法靈敏察覺情境的變化與民意的趨向。

從二零零三年的SARS到二零一九的武漢肺炎,當局都是遲至遮蓋不住之後才公開處理,雖以超乎任何政府的超強力道霹靂處置,但如果在疫情萌芽狀態就讓信息自然暴露,民眾早有警戒,政府早有對策,則大可不必如此費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二月三日政治局會議上說:「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如果不是因為掩蓋疫情而造成疫情擴大化,這次面對的可能只是一場小考,而不是眼前紛亂凶險的艱難大考。

執政者固然要面對現實,策勵未來,所以習近平在會議上強調「穩定」社會與市場的重要性,提出「加強網絡媒體管控」、「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還指示要突出各地防疫措施的成效,「生動講述防疫抗疫一線的感人事蹟」。然而,如果不能痛切檢討體制過強的維穩驅力耽誤了對疫情的警覺與對應問題,則信息管控越嚴,政府對情境變化的感應必然越遲鈍;宣傳能量越強,各類傳媒傳播信息與反映民意的能量越弱;防疫事蹟講得越生動,傳統媒體自上而下教化功能凌駕輿情反應功能的痼疾必然更加深重。

言論抒發的自由空間果然曇花一現。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的網路、新聞媒體出現廣大而熱烈的疫情討論,出現諸多痛切檢討官僚主義的帖子,甚至不乏直指體制問題的尖銳言論。第一線的許多新聞記者、公民透過社交網路或媒體傳播資訊,讓外界一窺疫情現場的真實情狀,展現難得一見的實事求是的專業表現。然而,習近平定調「加強管制網路媒體」之後,言論與新聞管控的口子即刻縮緊,各類傳媒頓然風雲變色。

其實,中國的官僚體系中也有專業夠硬的技術專家,例如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將李文亮稱為「事前諸葛亮」,並表示「這八個人(李文亮等八位同時被訓誡的醫生)是可敬的,他們憂國憂民,有一定見解的。作為公共衛生專家,希望同他們對話,希望從他們身上學點東西」。然而,這樣的專業主義精神碰到政治時,不是靠邊站就是轉大彎。李文亮曾對媒體表示,真相比平反更重要,因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加強網路媒體管控」不就是要使社會「只有一種聲音」嗎?剛剛因為嚴管信息流通而間接導致疫情擴大化,顯然未使執政者在付出了慘重代價後得到教訓,不能從中反思並對症改革,反而在自由言論迸發後加強管制,真令人對於如何促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難抱持信心。

弔念者提出「李文亮醫生,不能,也不應該白死」的心念,如何使他的死變得重如泰山?從他的行事動機而論,無非是促使疫情早期如何快速有效的發覺並揭露,以便提早採取預防措施,阻止疫情向外快速擴散,以及建立一套更完善、更切實有效的現代疫情防禦體系。這些卑微的心願在「事前諸葛亮」辭世之後,湧起的壯闊聲援民意對北京當局形成強大的鞭策力量,但能否落實兌現,就看執政當局是否具備痛改前非的反思力與改革力了。

看來中共這方面的反思與改革能力是不足的。誠如《中國內參》(China Neican)的聯合編輯倪凌超(Adam Ni)向BBC說的,「社會穩定及其政治利益對於中國政府而言,一定比資訊透明重要」,因為「政黨利益超越公共利益」。各界為李文亮鳴不平的巨大聲浪顯然讓中共當局備感壓力,因而快速刪除對政府批評指責的言論。「武漢政府欠李文亮醫生一個道歉」和「我們要言論自由」等在微博網站短暫流傳之後,迅即消失,次日搜索已經無法顯示,足可說明李文亮之死引發的廣泛而強烈的公眾抗議與言論自由呼聲,尚不足以構成一大拐點,促使中共放開言論管制。

武漢肺炎失控及李文亮醫生悲壯成仁,雖然重創中共權威,但壓力並未大到足以迫使北京改弦易轍。然而,不必事後諸葛即知,如果有讓體制外信息與論述自由流通的空間,體制內有講真話的空間和氛圍,決策者能真正以人民的利益為施政中心,而不是以片面的維穩為決策基點,同時能以科學而非僵化的認知處理公共衛生事件,就不會有後來的一連串荒腔走板失誤;如果媒體的報道與監督功能近年未被進一步削弱,網絡公共空間的管理能體現起碼的包容性,社會警醒疫情的吹哨聲不被膨脹的警權硬生生壓制;假如這些都是真的,那麼,這場災難即使發生也會輕微許多。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絕對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人禍;而其肇因又與共產黨的官僚文化脫不了關係,所以也是一場「黨禍」。高調聲稱具有「制度自信」的中共,這回徹底暴露其體制短板,一黨專政抑制了社會的有機生態,抹煞了公民社會的自主機能,沒有中共官方的認可與發動,偌大的社會幾乎完全喪失自我矯正與防衛的能力。專制體制下的權力氾濫,以及對於既成秩序的片面追求,對外扼殺了信息與言論警醒與匡正體系的功能,體制內宛如緊箍咒魔力的「不得妄議」戒令,更壓縮了理性決策的空間與氛圍,權力集中於單一核心。裏裏外外都不容許雜音與異議,自以為全知全能,所謂「民主監督」徒託空言。

這樣的體制不容他人置喙,固然得以免除外來的干擾與掣肘,但也少了體制外必要的助力與支撐。當下的中共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自信與自傲心態中,但共產黨能耐再強,也不是萬能的;自以為真理在握,也不能輕忽客觀事態發展的精確掌握,更不能遏制內外真知灼見的表達空間。只有謙卑執政,開放言論自由,接納人民對決策參與和對行政的監督,才能補救治理體制和能力實實在在的短板。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只要開放言論自由,效益立竿見影;李文亮彰顯言論自由價值可貴,不可或缺,就以他的名義訂立言論自由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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