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維及其他專欄
2020/3/23-3/29
2020年12期
《上流寄生族》做對了什麼? (林沛理)

《上流寄生族》

 

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做對了什麼,令它取得如此巨大、空前的成功?當然,從這個問題可見,東西文化的實力仍然強弱懸殊。好萊塢和奧斯卡獎依舊是衡量成就和判別優劣的最終標準。

電影是大眾娛樂,但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傳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電影的創作者和製作人以發放者(sender)的身份,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向作為接收者(receiver)的觀眾傳遞有關社會、人生和價值觀的訊息(message)。電影是否受到歡迎,視乎所傳遞的訊息是否有說服力和能否引起觀眾共鳴。從這個角度看,《上流寄生族》顯示出卓越的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又稱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

首先,從這套美國人口中的字幕電影(subtitled film)於美國在票房和獎項取得雙贏可見,今日全人類的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除英文外就是說故事和聽故事。《上流寄生族》能夠跨過文化與語言的隔閡讓世人驚艷,因為它首先和主要(first and foremost)是個說得精采的故事(a story well told)。美國文豪馬克.吐溫說,沒有人可以抗拒一個說得精采的故事(No one can resist a story well told)。這句話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真實,

《上流寄生族》寫仇富嫌貧、經濟不公和社會缺乏流動性,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但影片能夠直搗黃龍,令觀眾與影評人大呼過癮,不是因為它題材的普遍性,而是它處理題材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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