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貿易戰、中國疫情爆發、台灣及香港事態的發展等，令不少國人心情壓抑與憤懣。自然而然地，如何建立和提升民族自信，成為微信群及互聯網上的熱議話題，其中較為矚目的，就是對秦朝改革家、法家人物商鞅的追念與討論。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文革後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商鞅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時髦人物」，並走紅神州大地。二零一五年《習近平用典》出版，書中收入「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此言雖為明朝宰相張居正所說，但源於商鞅思想。《商君書》中的原話是，「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使法律行之有效的法律，到底有無？人們發現，改革派宰相張居正說「難有」，而帶領秦國崛起的法家宰相商鞅說「無」，即根本沒有。中國學界古往今來最知名的商鞅難題由此誕生。

好一個爭議人物啊，商鞅！中國學界有人肯定他、崇敬他，也有人否定他、厭惡他，並稱商鞅之死是作繭自縛、自作自受，最終自尋滅亡。話說得夠刻薄，但也大致不錯：商鞅當年的亡命之舉眼看要心想事成，卻在「臨門一腳」時落網，敗因是下榻旅店時，店主害怕受法律追究而悄悄向官府告發。鼎鼎大名的逃犯商鞅被捕時仰天長嘆，「吾設此法，乃自害吾身也」。古人相信天命，民間曾有「天不滅曹（操）」之說，商鞅之死難道是「天要滅鞅」？

從文革七十年代，到習近平新時代，作為歷史「幽靈」，商鞅形象一再現身中國，讓人們覺得揮之不去，為什麼？只能說，商鞅的思想與命運，或者說商鞅難題，對中國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