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外國記者會一位資深會員告訴我，自一九九七年回歸以來，他出席過無數午餐會，只有一次精采得他幾乎想站起來鼓掌喝采，就是五年前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on)談特區的司法問題。讀完他去年出版的兩本著作，我完全明白為甚麼。

去年初的一本是《我們的司法機構是否將夢遊至二零四七年？》（Is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Sleepwalking to 2047?），年末的一本為《如果普通法崩潰的話，自由與開明價值還能茁壯嗎？》（Can Freedom and Liberal Values Thrive If Common Law Crumbles?）。顧名思義，作者的觀點和答案呼之欲出。

剛滿三十歲的香港《基本法》第五條保證，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方式五十年不變，內容包括原有的普通法。作者指出，香港普通法制度設有期限，「打個譬喻，在二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子夜鐘響的一刻，除非仙女教母再次揮動她的魔杖，我們的法律制度就不免如灰姑娘的馬車一樣，頃刻被打回原形」。他問道︰「到時候，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將普通法制度在二零四七年後，能延續五十甚至百年不變視作理所當然？」

烈顯倫指普通法是香港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基石，這一點大家應該耳熟能詳。但是他更進一步，認為「香港是否應享有更大程度民主的爭議，除非普通法是此制度的根基，否則任何辯論都屬毫無意義」。他對普通法有既深刻而且精闢的概括︰「普通法之所以為一個有效的法律制度，一向有賴於其務實的本質以及對濟助(remedies)和其實際效果的著重。簡而言之︰『有救濟，方為權利』(There is no wrong without a remedy)。」